永州名胜古迹的说明文

若水1147由分享时间：2022-11-22 11:33:16

永州名胜古迹的说明文1

宁远古城西廓有一群巍峨的宫殿式建筑，红墙黄瓦，金碧辉煌，十分显目，它就是名闻遐迩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九疑山风景名胜区重要人文景观——宁远文庙。

宁远文庙，原建在距宁远县的城东11公里的冷道县故城，北宋乾德三年(965年)，县城易名迁址，随县城迁建于今地，又名学宫，是祀我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庙堂，又是古代社会官办的学堂，它是庙学合一的教育机构，是传播儒文化的神圣殿堂。

宁远文庙历史上曾多次进行修缮。明代洪武二年(1369)、永乐十七年(1419)至成化十一年(1475)、嘉靖十五年(1536)、嘉靖二十六年(1547)数次重修;清代康熙七年(1668)至二十年(1681)、乾隆三十三年(1768)两次重修。清同治十二年(1873)，县人黄习溶因军功被清朝迁授四品顶戴，为振兴人文，捐银倡修，筹集白银六万余两，历十个冬春，于光绪八年(1882)竣工，成为当时“湖湘之最大”。　近代，教育的普及，推动学校的教育功能，被辟作“民众教育图书馆”。1926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被作县农运的中心，成了农会、工会的办公地点，后又在庙内先后办了平民女子习艺工厂、县立女子高等小学等。1937年，日寇进逼长沙，省会湖南私立育群中学(长沙市八中)迁来宁远，占用作校舍，直至1951年迁出。随后，被占作县直属粮库的粮仓。直到1959年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粮仓才迁出。

永州名胜古迹的说明文2

舜帝陵位于宁远县城南三十公里处的九疑山，是中华民族始祖“五帝”之一——舜帝的陵庙。舜帝陵占地面积5万平方米，分为两个自然院落，九个单体建筑，从外入内有玉带桥，仪门、神道、山门、干门、拜殿、正殿、寝殿、左右厢房、左右碑房和碑廊，三面宫墙环绕;气势恢宏，结构严谨，是我国始祖陵中最高最大的陵，被称为“华夏第一陵”。

舜陵后的舜源峰，现已开辟为公园。山峰海拔600米，因属舜葬之所，历来就为封禁之地，所以古木参天，怪石嶙峋。山上林木覆盖率98.5%，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高达每立方厘米4.8万，是纯天然的氧吧。舜源峰为九嶷九峰之首，位居中央，娥皇、女英、桂林、杞林、石楼、石城、朱明、箫韶如众星拱月，环而护之。其峰南北走向，三峰并立，山势雄奇，北边为悬崖绝壁，上有千年石枞一株，干大数围。石枞也为九嶷三宝之一，与一般枞树相似，只因其多长在峰巅石崖之上，故名石枞。其性耐寒耐旱，主干笔直，皮色深红，木质坚硬，了又有五叶、七叶、九叶之分。据旧志载，九嶷九峰之巅皆生石枞，如今只有舜源、娥皇、石楼、桂林四峰有之，他处均无。有人曾试将山上生长的石枞移至别处种植，终不见有存活者。舜源主峰上猕猴成群，常与游人相戏，别具情趣，登顶四望，九疑山光水色尽收眼底，使人有心旷神怡之感。

永州名胜古迹的说明文3

到井头湾，是应当地群众之邀，创作一部以村史为主题，表现井头湾蒋氏祖先艰苦创业的彩调剧。

井头湾村是江华瑶族自治县大石桥乡一个平地瑶古村落，距县城沱江35公里，与广西新华乡比邻。古村群山环抱，水系发达，境内古木参天，清泉溪流遍布，有“瑶都水乡，梦里桃源”之美称。

据井头湾《蒋氏族谱》记载，井头湾立村约在明末清初时期，蒋氏太祖为躲避战乱，来到井头湾定居落户，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现存完好古民居50余座，形成占地40余亩的庞大院落。

立村以来，蒋氏族人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为做人准则，严格要求子孙守法明礼、忠厚清廉，使蒋氏一脉子孙繁衍，根深叶茂。当年始祖蒋汝新在此生育蒋光椿、蒋光柏弟兄两人，后发展到现在1500多人的庞大家族。族中子弟以勤学苦读、科举入仕为荣，涌现了很多书香门第，其中蒋藩汉最有学问，曾与道州何凌汉(清代大书法家何绍基之父)一起读书，嘉庆十年两人一同进京赶考，可惜蒋因家事中途折回，何凌汉高中探花之后为好友未能金榜题名深感痛惜，亲笔写了“山中宰相谁人识，海外神仙岂可知”一联以示钦佩和安慰。这块楹联木匾一直挂在蒋氏厅堂上，后来被毁。清代以来，族中子弟先后有20多位考取功名，仍留存有“登仕第”牌匾，激励后人。村民至今信奉“耕读传家”的古训，村里每年都有10多位学子考取各类大学，在外工作的人士多达100多名。

井头湾村以井得名。村头有一井名为“龙头井”，井水一年四季奔涌不绝，分三股清泉环流村庄，村里古民居群和巷道，呈“井”字形排列的独特格局，而被称为井头湾村。

村居选址颇为讲究，前有龙泉清溪，后有龙虎山拱卫，印证了当时风行的“前有照、后有靠”的建筑风水学说。宅院屋舍依山而立，顺水势而建，其建筑风格为典型的平地瑶建筑，多为以马头墙为主的青砖大瓦房，与徽派建筑风格相似;又因部分屋舍面水而居，也参照了江华高山瑶吊脚楼的建造形式。两种建筑形式巧妙融合，使村居形式丰富而灵动、古朴而活泼，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美学思想。

井头湾村古民居的建筑结构多为三进，有两个天井、左右回廊四厢房，建造工艺为青砖蓝瓦和飞檐斗拱照壁，材料以大块条石为基脚，屋内石刻及木雕工艺独特，具有很高的民间艺术价值。值得一提的是，兴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八字门楼，是井头湾村最为显著的建筑之一。八字门楼以徽派建筑为主体格局，但在细微处却又有区别，它是瑶族地区瑶汉杂居天井门楼式民居的典范，融汉族对称性建筑风格和瑶族依山就势面水而居建筑风格于一体，整合了瑶汉建筑的文化元素，展示了民族融合和繁荣发展的优秀成果。

在瑶族，女性的地位较高，生女孩比生男孩更显珍贵，招郎入赘之风也一直承袭。这种男女一样尊贵的观念，在井头湾古建筑上也有体现。在一些古民居的影壁和门柱的雕刻上，不仅有龙的图案也有不少凤的图案。在村口一户人家，因家中一胎两女，更是在门墩上留下了“双凤朝阳”的精美石雕，这一现象在等级制度森严、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十分罕见。

村里的瑶族妇女善织锦与刺绣。村里目前还完好地保存着用织布机自制日常生活用品和服饰的习惯，主要织锦有“八宝被”、围裙带、腰带、背带等。村民平日里喜着平地瑶服装，女装用青布镶边，右襟开口，上系银扣两枚，喜庆之日盛装，头戴小花冠，盘发髻于脑后，横插银钗，两耳垂环，手戴银钏，衣配银扣，胸束围裙，腰系银链，足穿绣花尖头鞋。男装上衣为右襟开口的长袍，多为青色和蓝色。

村民们不论老少均善歌舞，完好地保留着唱“梧州歌”的习俗，春节、赶鸟节、盘王节等传统节日，经常可见各种形式的对歌会。婚礼习俗也还保存着坐轿子、唱瑶歌、坐歌堂、哭嫁等仪式。2014年元月，中央电视台在此拍摄瑶族传统婚礼习俗，节目播出后，使瑶族文化得到广泛地传播、传承。村内有古戏台一座，至今保存完好，除了瑶族长鼓舞、瑶歌对唱和龙狮表演，由民间戏曲艺人组成的戏班子，也经常利用农闲和红白喜事，通过“耍调子”、唱大戏等方式，传扬传统道德和乡村文明。

村民善做各种瑶族传统美食。瑶族以勤俭为美德，无论家境贫富，每日必备一锅稀粥。美食以瑶家“十八酿”最负盛名，其中叠豆腐、豆腐酿为待客上品，腊肉、米粉肉、水煮肉等特色风味饮食堪称一绝。每逢节庆或是贵客上门，必舀出瓜箪酒，以歌下酒，一醉方休。

井头湾村山地广阔，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历来是江华岭西农区水稻高产区，粮食产量一直保持在全县前列。近年来，当地结合精准扶贫，把井头湾村列入美丽乡村、乡村旅游开发示范村建设，对古民居加以保护与修缮，成功创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和4A级旅游景区。以古民居、瑶族织锦和观光农业为主的乡村旅游，让村民受惠于此，也让古村文化发扬光大。

田园风光无限好，青山绿水忆乡愁。美丽的井头湾，留给我们的是一种久别的乡村记忆，也是一个从未遗忘的桃源梦想。

永州名胜古迹的说明文4

在我的印象中，唐朝之前除了皇宫、寺庙、宝塔、楼阁之外，几乎是没有两层楼的民居的。如果汉唐题材的影视上出现两层楼的民居，基本上可以断定那是一个错误。没想到，眼前这件陶器，却颠覆了我的记忆。

这是一座陶屋，脸上尽是沧桑。它像一个目光呆滞、身体羸弱、动作迟缓的老人，带给人许多联想。

1988年，在零陵古城的鹞子岭建设工地，发现了一批西汉和新莽时期的古墓。当时的零陵地区文物工作队和县级永州市文物工作队获悉，开展了联合发掘。考古人员在一座新莽古墓中，出土了一批以陶器为主的明器，其中就包括这件新莽陶屋。

这是一座支离破碎的陶屋，破碎得让人心疼。大约是在出土时被建筑施工者不慎挖坏，尽管文物专家对它进行了修复，但依然难以掩饰它破碎的身心，似乎还能听到它低低的呻吟。我真担心它的定力，哪怕一股风，似乎也能将它吹倒。

明器是考古界的专业术语，也就是冥器，是指那些专为随葬而制作的器物。秦朝之前的早期随葬品，多是用活人与实物随葬同死者一起埋藏。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的觉悟逐渐提高，人们开始用模型来代替实物进行随葬，这些模型被称作明器，多为模仿现实生活中实物，但会存在一定的夸张或艺术加工。汉代流行厚葬之风，以至于统治者不得不屡下禁止诏书。这些禁令，一方面刹住了埋葬的奢靡之风，另一方面导致一些死者生前不可能拥有的东西被做成明器来随葬。

至于新莽王朝，又称新朝，因为帝王叫王莽而得名。它介于西汉与东汉四百年历史中间，从公元9年1月15日成立，到公元23年10月6日被废止，历时仅十五年，是一个短命王朝。在我看来，它更像中国历史上的一朵昙花，存在的时间几乎可以让人忘了它的存在。但是，因为介于两个王朝之间，它为后世留下的文物倒还不少。

永州对新莽的记忆，就藏在那个时代的一些古墓里。1963年2月底，零陵李家园发现一座新莽古墓，出土器物计有生产工具、货币、生活用具和模型等。1988年和1998年，零陵鹞子岭两次发现一批新莽古墓，出土大量以陶器为主的明器。这件陶屋就是1988年发掘出来的，它通长24厘米，通宽26.5厘米，通高28厘米，总质量7.515千克。

看见它的一刹那，我脑海里就闪过一念：如果把它放大一百倍，是否就是现代社会城市近郊的别墅，而令人充满向往之情呢?

可是，我们真的很难想象，早在2000年前，中国或者说我们永州(那时候叫泉陵侯国，属零陵郡)就有两层的房子了。

在我的印象中，古代民居之所以大多建一层，是因为有三大原因：一是古代没有建多层或者高层住宅的需要。土地在古代不是稀缺资源，单层民居结构简单、自重小、木材加工技术简单、取材容易，内部空间较大，采光通风较好，作为民居，平民百姓没有必要在高度上为难自己。况且多层木构建筑成本较高，使用率偏低;二是古人偏爱院落，没有院称不上宅子，而多层建筑不能满足对于院落的需求，所以相比在层数上做文章，古代的居民更愿意选择在自己的门头、牌坊，以及内部装饰上花钱做文章;三是中国古代社会是等级森严的社会，高度和建筑颜色也可以代表权威，普通的居民不愿意去挑战权威，怕受到惩罚。

其实，两汉期间的民居规模均不甚大。考古发掘的洛阳西部之西汉早期住房，平面方形，每面长13.3米，围以厚1.15米之土墙。南墙西及西墙北端各开一扇宽2米的门，室内西墙下有一土坑。应该说，这只是比较小的住房。若论当时的中型住宅，四川成都出土的一幅画像砖刻，所描绘的中型住宅布局大致分为东、西二区，而以西区为主。其大门置于南垣西端，入内有前院，经内门达后庭。庭中建有三开间之抬梁式悬山建筑一座，室内二人东西对坐，当系宅中主要厅堂。东区之北辟庭院，院中建木结构三层楼阁。南端则为厨房与杂屋，并有水井一口。至于两汉期间的大型住宅，可从《后汉书·梁统传》对东汉大将军梁冀之宅第的记载中一窥全豹：“冀乃大起第舍……殚极土木……堂寝皆有阴阳奥室，连房洞户，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疏青琐，图以云气仙灵。台阁周通，更相临望;飞梁石磴，凌跨水道。金玉珠玑，异方珍怪，克积藏室。”你看，多么气派的庭院!只是有一点，汉代的大型建筑极少在城内，大多出现在城郊。

那么，有人会问：古代的零陵(包括后来改称的永州)交通不便，经济相对落后，怎么会出现两层的民居呢?

说实话，我最初也存在同样的疑问。后来，经过研究便渐渐明白了。

我想说的是，这件陶屋，未必是民居，很可能是新莽时期零陵郡治或泉陵侯国里面某个官员或大户人家的房屋。否则，无论从财力来讲，还是从政治等级来讲，常人没有能力和资格来烧制缩小的明器和安葬成较大规模的墓。至于以前的零陵交通和经济状况，按照常人的推测，应该是十分闭塞和落后的。事实上呢?有可能恰恰相反：零陵在秦汉时期因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而且一度建设得相当繁荣!

据张泽槐先生著作《永州史话》记载：汉武帝征服南越以后，为了加强对南越地区的统治，随即在这一带建立起西汉中央政府领导的地方政权。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置零陵郡，郡治设在零陵县(今广西全州咸水)。下辖7个县和4个县级侯国：零陵县、营道县、泠道县、始安县、营浦县、洮阳县、钟武县、泉陵侯国、都梁侯国、夫夷侯国、舂陵侯国。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建立起短暂的新莽王朝。王莽为了笼络人心，自称虞舜后裔，以舜为远祖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居摄元年(公元6年)，王莽绞尽脑汁在九疑山下修建了一座“虞帝园”，以祭祀舜。之后，又将零陵郡改名九疑郡，可见用心良苦。只是他万万没想到，封于今宁远柏家坪的舂陵王刘买的第五代孙刘秀，起兵推翻了新莽王朝，建立起东汉政权。零陵郡及所属各县，也随之恢复原来的名称。由于当时泉陵县的经济已相当发达，加上泉陵县治南峙九疑，北镇衡岳，潇湘汇流，形成天然屏障，军事地位十分重要，故在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25-55)，将零陵郡治由零陵县移至泉陵县。从此，泉陵成为零陵郡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西汉时期，零陵郡的面积约占今湖南境内当时四郡(长沙、桂阳、零陵、武陵)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但总户数和总人数的比重均排在四郡之末。到了东汉永和五年(140)，湖南境内建制郡仍为四个，总人口为2813266人。其中，零陵郡人口增至1001578人，首次突破百万大关，占当时湖南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35.6%，排位升至第二。

要知道，古代交通是以水路为主的，而零陵位于潇湘二水交汇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可想而知。想当年，秦始皇修筑灵渠，也是为了方便运输军队和粮草。秦军借助峤道和灵渠之便，征服了越族，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汉武帝对南越作战的胜利，也得益于水上运输。可以想象，秦汉时期，在零陵境内的湘江段，一定时舟楫往来、百千帆影的。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更何况有零陵郡治和泉陵县(曾为泉陵侯国)并存的基础，零陵焉得不出富贵人家?焉得不留下名门后裔?既然有富贵人家和名门后裔，他们去世后，焉得不成大墓?因此，说这件新莽陶屋是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一个缩影，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仔细观察这件新莽陶屋，我感觉它像一个遭遇交通事故而导致骨折、碰落了门牙的老人，让人充满爱怜。这是一座庭院与干栏相结合的建筑，主要表现在它的屋顶是硬山顶，整座房子为前屋后院式结构，且大门安置在两侧，属于对称式进入。我们知道，在中国木构架建筑中，最常用的屋顶就是硬山顶，它的风格表现在屋面以中间横向正脊为界分前后两面坡，左右两面山墙或与屋面平齐，或高出屋面，这种风格在中国延绵了数千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永州之野的一些农村，还在建设这类的房子。如果大家观察这件陶屋，不难发现它的屋顶前后坡度基本均匀，显然属于硬山顶风格。再仔细看，屋子为上下两层，上层为居家之用，中间为堂屋，两侧各有两间房子。其中，左边的房子上有五个长方形竖孔窗，每个窗孔像是少砌了两三块汉砖。五孔窗下，有刻画的菱形花纹，这恰恰就成了右边房间的窗户。对比起来，左边房间显得有些含蓄，右边房间显得相对开放，且通风条件更好。中间是虚掩的门，敞开两三分，门的上方居中有花纹，似有今天百姓人家门上贴“福”字的痕迹。下层的上面有两个长方形窗孔，下面有五个正方形窗孔，看起来为储存物品、关养牲口家禽或方便之处。侧面上面有双线，勾勒出房间的位置与柱子所在。屋脊下还有两个小窗孔，似乎通风之用。下面有一大一小两道门，左边向前的门较小，右边居中的门较大，似居家之人的进出口。后院居中有一处上盖与前屋的堂屋相连，廊屋底有穿孔，应该是上楼的阶梯和如厕所在。按照建筑学家的归类，这种陶屋属于曲尺形式房屋，在西汉晚期到东汉后期时曾广泛流行。此类房屋的出现，扩展了人们的居住空间，凸显了房屋功能分化。

应该说，这件建筑明器无论从设计风格、装饰特点还是制作工艺都很具代表性，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状态，同时也体现了潇湘地区汉代建筑的特点。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瓦曾是重要的建筑材料，主要用于屋面防水，它的使用始于西周早期，到春秋末战国初，瓦的使用增多。而秦汉时期是瓦的发展兴盛阶段，由于制瓦技术的改进，生产规模也日益扩大，使得瓦的使用越来越普遍，特别是在江南水乡，鱼鳞瓦映着粼粼波光，成为中国古代乡愁的典型标志，也是中国水墨画的主要素材。而干栏建筑曾经是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地区的土著流行建筑形式，永州之野的瑶族吊脚楼也属于这类建筑。它的出现与早期土著居民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干栏式建筑的主要作用有两种：一是避潮湿障气，二是防止野兽毒虫的攻击。可以想象，在大瑶山深处，瑶民的祖先借助树木在其上筑屋来居住，最初目的就是避开地湿瘴病的侵害，并防止野兽毒虫的攻击，这就是后来干栏建筑的前身。后来，人们砍伐树木埋于地面作为桩子，在其面搭盖住所，将“巢居”移至地面上，形成吊脚楼(干栏式建筑之中的一种)。而庭院式建筑，通常为皇室和富贵人家所拥有，主要是通过楼台亭榭和池水绿化来营造一种诗意环境。这件新莽陶屋的屋顶是瓦片，下半部分和后半部分又有些许楼阁和庭院之感，所以，我认为可以从中看出两汉时期建筑风格的演变，它是干栏式建筑和庭院式建筑的有机融合。

明器是生活实景的微缩。零陵鹞子岭新莽古墓能出土这样的陶屋，可以肯定，在零陵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确实存在后这样的建筑。它之所以由令人艳羡的建筑变为令人赞赏的明器，主要是由于两汉时期儒家“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的流行。那时候的人们认为，人的灵魂是不灭的，人死后只是到了另一个世界，死人有知,与生人无异，因而今生所需要的也是来世所必需的。正如《荀子·礼论》所言：“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所以，人们不惜花费巨资，多埋一些随葬器物，为死去的亲人营造舒适的死后世界。这便导致汉墓中随葬品种类愈加丰富，且形成生活化的趋势。

于电脑上反复欣赏这件新莽陶屋的照片，我眼前似乎复活了一个家庭的生活场面：一个在零陵郡或泉陵县下班后的官员，踏着落日余晖散步回到城外的别墅，他看见迎面奔来的小狗，蹲下身子将它搂入怀中，抱着它走进自己的房子，把它放进隔出来的狗窝，又看了看旁边的鸡圈，抓了一把谷子喂了喂鸡，然后从后面的楼梯走上二楼。而他的妻子，此刻正在辅导孩子读《诗经》《楚辞》，见他回来，赶紧去为他切茶，然后开始忙着做饭菜。而他坐在儿子对面，代替妻子继续辅导孩子学习。一股南风从菱形窗孔吹来，桌上的帛书轻轻抖动了一下，孩子用手按住，并对父亲发出一阵天真无邪的笑声……

是的，这是一个家庭幸福生活的剪影，点点滴滴，充满了温馨。

而站在陶屋外观望的我，仿佛成了站在两汉交叉路口的平民百姓，我艳羡屋内的幸福，想通过窗孔了解更多，而窗口却吹来那时暖的风。

永州名胜古迹的说明文5

那天，与两个好友在永州街头散步，路过某酒庄，我们进去逛了逛。老板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见我们上门，十分热情，便指着架子上的各种葡萄酒和酒桶介绍起来，说这是法国最古老的罗曼尼·康帝酒园产品，这是法国最卓有声誉的酒庄之一拉图酒庄的产品，那是意大利最好的、也是最昂贵的葡萄酒之一阿曼罗尼，云云。听了他的介绍，另一个朋友忍不住地问：“为什么都是欧洲的葡萄酒呢?难道我们中国的葡萄不能酿酒吗?”老板笑道：“你讲这种话肯定是不喝酒的外行了!欧洲是葡萄之乡，所以也是葡萄酒之乡。”跟着，他又滔滔不绝地为我们介绍起葡萄的来源，说葡萄是常见的一种水果，而且“葡萄”一词是外来语的译音，是从希腊语“BOTPUS”的发音演变而来的。大约五六千年以前, 在今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南高加索以及中亚地区已有人开始栽培葡萄并进行葡萄酒的酿制, 后来向西传入意大利、法国等西欧各国, 向东传播到东亚。我忽然打断道：“你好像扯得太远了，其实我们中国的葡萄远远早于西方的葡萄，因为张弛在《中国史前农业经济的发展与文明的起源》一文中指出，新石器时代早期，南方地区的玉蟾岩文化层中浮选出的植物遗存中，就有野生葡萄。因此，我们永州不仅是水稻的故乡，而且还是葡萄的故乡。”那个老板听了，顿时语塞，而我们也笑着告辞了。

用专家的话来讲，永州之野道县玉蟾岩的葡萄是野生葡萄，西域的葡萄是人工栽培葡萄。说实话，对于这个观点，作为非专业人士的我并不太认可。众所周知，我们现在常见的或者常吃的一些动植物，基本上都是由野生被人类驯化过来的。尽管《诗经》里早就有“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绵緜葛藟，在河之浒。”“莫莫葛藟, 施于条枚。”之类的记载(葛藟，就是指葡萄)。但大多数专家认为，中国大地上现有的各种葡萄，都是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之后培育出来的。只不过由于时间和地点、土壤、气候等方面的变异，导致舶来品葡萄在中国也发生质变，并形成若干系列。

作为水果的葡萄，当然是可以吃的。可是，我还曾见过不能吃的葡萄，它是以艺术的形式出现的，就在永州博物馆的展厅中。它的名字叫唐瑞兽葡萄纹铜镜，是文物部门征集购买而来的。它不是永州的“土特产”，户籍至今还是一个谜。但它与永州的结缘时间却很清晰：那是1991年的某天，当时零陵地区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文物市场与它偶然邂逅，被它独特的气质所震撼，它浑身精美的花纹，像恋人眼中的一道道电波，缭得人春心荡漾，工作人员心里一震，便花钱将它从市场买回，安置到后来建成的博物馆里。

这件唐瑞兽葡萄纹铜镜，重量375g，直径9.6cm，厚度1.1cm，为青铜质地，圆形，伏兽钮，外缘凸起，镜背中心钮为一伏卧的瑞兽，镜背以凸弦纹分隔为内外区，内区近钮处一周为海兽葡萄纹，其中四只海兽环绕镜钮，姿态各不相同。外区饰以姿态各异的禽鸟飞翔于葡萄叶蔓之间。由于采用浮雕技法，画面高低起伏，立体感极强。该镜保存完好，铸工精细，构图完美，纹饰清晰，瑞兽禽鸟生动活泼。造型生动，富有装饰性。

看见它时，我曾一度感到惊疑：一种来自西域的水果，是怎么被工匠们运用到物件上而成为精美艺术的呢?

其实，这也是一种入境随俗的嫁接。甘肃靖远曾出土一件大夏鎏金银盘，盘的外圈是占半径二分之一还多的葡萄纹圆环装饰，内圈装饰希腊神话的十二神头像，盘中央还有一神人骑狮图形。考古专家认为：银盘上的这位青年男神就是罗马神祗巴卡斯(Bacchus)，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狄俄尼索斯(Dionysus)。相传他首创用葡萄酿酒，并把种植葡萄和采集蜂蜜的方法传播各地。”由此可见，葡萄装饰纹样在希腊、罗马的流行，是有其深刻的文化因素的，也是罗马时代、哥特时代、文艺复兴时代在建筑、金工、染织等艺术领域的代表性纹样。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葡萄纹饰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国。经历岁月的洗涤，中国的艺术家、工匠们把它与老百姓崇尚的瑞兽纹样巧妙结合起来，突破传统的规矩格局，创造出了活泼、开放、富于变化和具有神秘色彩的装饰图案，便形成了自己民族风格的纹饰，并由此揭开唐代铜镜以花鸟为主题纹饰的序幕。

既然提到了瑞兽，那么，中国人崇尚的瑞兽究竟是什么?与西域的瑞兽有什么不同呢?

应该说，中国古代的瑞兽有很多，大致可以分为上古神兽、四神、四灵、九子等种类。上古神兽包括：水麒麟、赤焰兽、重明鸟、毕方、应龙，等等。四神包括朱雀、玄武、白虎、青龙。四灵包括麒麟、凤凰、龟、龙。而九子，是指龙生九子，包括赑屃、螭吻、蒲牢、狴犴、饕餮、趴蝮、睚眦、狻猊、椒图。这些瑞兽，无论是在官方建筑(比如说皇宫、王府、寺庙、塔、亭、台、楼、阁)，还是在民间建筑(比如说私宅、祠堂、乃至墓葬)中，都可以见到。由此可见，中国的老百姓对神灵是充满敬畏的。而西方的瑞兽有独角兽、蛇、狮子等，它们主要表现在制作的小物件上，而建筑形式虽然有人面狮身等，但没有中国这么普遍。

回顾历史，葡萄的旅途，却充满了艰辛。想象当年那个名叫张骞的人，带着百余人原本是奉汉武帝之命去西域联系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的，哪知道他们在经过匈奴时不幸被俘，张骞被羁押长达十年之久。后来辗转大宛、大月氏、大夏，才回到长安。虽然他没有完成政治使命，却在沿途结交了很多朋友，并对行经路线进行了详细记载。后来，他再次奉命出塞，带着人把大汉的丝绸卖到西域，又把西域的葡萄、核桃、苜蓿、石榴、胡萝卜等带回大汉，阴差阳错地形成了经贸联系和文化交往，后人沿着张骞的足迹频繁往返于汉唐与西域之间，便形成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一直影响到今天。

梳理那段历史，我的眼前常常出现这样的臆想场景：一支驼队行走在茫茫大漠中，疲惫的张骞带着他的上百随行，在向导的带领下，把一箱箱丝绸运往西域。他们一边走，一边询问，一边记录，对沿途的乡村、城镇和都城，还有民族风情等进行详细记载。当他们把丝绸卖掉之后，又从市场买回他们从未见到的葡萄、核桃、苜蓿、石榴、胡萝卜等物品(或者以物易物)，然后原路返回。这些原本属于西域的物种，带着一脸的惊奇和迷惘，蜷缩在皮袋里，被搁在骆驼背上，随着叮叮当当的驼铃声，一步一步走向大汉。进入大汉辖区后，细心的张骞把一小部分物种拿出来，交给当地的民众种植。回到长安之后，汉武帝命令人将西域之物分散到各地进行种植，经过数代人的努力，于是有了新疆吐鲁番的葡萄、甘肃成县的核桃、新疆于田的苜蓿、安徽怀远的石榴、河北永清的胡萝卜……

出生于永州之野的理学鼻祖周敦颐有一篇传世名作《爱莲说》，里面写道：“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殊不知，唐人同样甚爱葡萄。在我看来，整个唐朝，是葡萄的唐朝;整个唐朝的味道，就是葡萄的味道;整个唐朝的光芒，也是葡萄的光芒。尽管有“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的传说，但在那个时代，却没有看到荔枝纹和关于荔枝的建筑。而围绕葡萄，竟发生了许多惊心动魄的事件，一些地方还以葡萄作为地名。《唐会要》载曰：“破高昌，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帝自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醍醐，既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可见葡萄是唐皇征战中的战利品，被带回宫廷种植并酿制成酒，犒劳群臣。而且，据统计，唐诗中写到葡萄的有64 首，作者达 37 位，包括陈子昂、岑参、崔颢、王维、王绩、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一代杰出诗人，像“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西园晚霁浮嫩凉，开尊漫摘葡萄尝。满架高撑紫络索，一枝斜亸金琅珰。”(唐彦谦《咏葡萄》)，“野田生葡萄，缠绕一枝高。移来碧墀下，张王日日高。”(刘禹锡《葡萄歌》)，“筐封紫葡萄，筒卷白茸毛。卧暖身应健，含消齿免劳。”(姚合《谢汾州田大夫寄茸毡葡萄》)等脍炙人口的诗句，就是有力的例证。

至于铜镜，本来起源很早，殷商时期就有，到了唐代，由于唐太宗说了一句“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因而更加流行。我们仔细观察这件唐瑞兽葡萄纹铜镜，不难发现，它由瑞兽和葡萄构成主体纹饰，高线圈分为内外两大区域：内区中为镜钮，周边四只各种姿势的瑞兽攀援葡萄蔓枝叶实;外区葡萄蔓枝叶实、飞鸟、蝴蝶相间。边缘纹饰自内之外有三叠云纹、流云纹两种。柔长的枝条, 舒展的花叶, 丰硕的果实与生动活泼的瑞兽、纷飞的鸟蝶构成一幅富有魅力的图案。那葡萄，似有晶莹泛绿之态，那飞鸟与蝴蝶，栩栩如生，似乎要从铜镜中飞出来，让人赞叹不已。

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瑞兽象征吉祥，飞鸟象征自由，蝴蝶既象征爱情又象征福分，葡萄因果实繁多而象征“多子多福”。工匠们把中国传统的瑞兽纹与葡萄纹结合起来，大量地运用到铸镜纹饰中，这是唐文化兼收并蓄特点的一个写照，也是大唐盛世时代精神面貌的直接反应。

如果我们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审视这件唐瑞兽葡萄纹铜镜，应该还可以理解为：它彰显的是大唐盛世气象，蕴含着大唐的开放气魄和创造精神，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唐代瑞兽葡萄铜镜呈现出来强大的艺术表现张力，可谓厚积而薄发。它以其纹饰中出现的理性的内敛和感性的张扬，不但表现出唐人务本求实和意气风发二者兼容的秉性，而且为后人勾勒出一个盛世如何开创的宏大场面。在唐代，因为丝绸之路的延伸和玄奘西游，加上周边附属国的朝拜和西域的交往，使得唐朝的社会文化环境充满开放气魄和创造精神。而汉代以前的神兽纹饰及其衍生出来的唐代瑞兽纹，被赋予图腾化和符号化的气质，表达了人们的恐惧和膜拜的心理思想。隋唐以降，瑞兽的神性渐渐变成为人性，瑞兽的造型逐渐演化得生动活泼、充满趣味和人情味。人们对瑞兽的情感由神秘主义的崇拜逐渐转为赋予其吉祥和幸福的涵义，反映出崇尚积极向上的世俗生活的美好愿望。

馆藏材料显示，这件唐瑞兽葡萄纹铜镜，最初被命名为唐海兽葡萄镜，我觉得更加名副其实。遗憾的是，瑞兽是哪一种，专家们并没有具体说明。乍眼一看，我原以为它是中国老百姓喜爱的狻猊，可是拿它跟铜镜图片对比时，发现它跟宋代《博古图录》中的“海马葡萄镜”十分相似。铜镜上的海马似狼似虎，似豹似狮，似马似狐，似羊似鼠，令人有一种扑朔迷离之感。尽管有的外国学者认为，中国人心目中的“海马”，是古代伊朗与祭祀有关的一种神圣的植物——“Haoma”，但中国人却固执地认为，海马就是海里的马，代表大洋深处的神秘与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