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激情与传媒中的社会主义形象(2)

社会主义激情与传媒中的社会主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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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激情，在初期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是如何表达的，我们已经无法重现，这是因为历史的图像没有人能够再次翻拍。但是，那一时代出版发行的传媒为我们提供了初期社会主义时代的场景和语言，这些经典的画面和语言用另一种方式塑造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并形成了此后中国官方传媒的宣传报道模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华社记者李普的电讯稿这样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今日在新中国首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这是在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典礼上宣布的。典礼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参加这个典礼的有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代表和首都各工厂职工、各学校师生、各机关人员、市民、近郊农民和城防部队共30万人。主席台设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着列满群众和飘扬着红旗的人民广场。当毛泽东主席在主席台上出现时，全场沸腾着欢呼和掌声。14
　　1951年10月3日，新华社记者从朝鲜前线发回了一则报道，他报告说：“我国志愿军在朝鲜前线阵地欢度祖国的国庆节。10月1日，天还没有亮，前线阵地上就沸腾起来了。一位家住在北京市郊的战士，一起床就欢乐地说：‘这时候我的妈妈该穿上新衣裳到天安门前去看毛主席了!’许多掩蔽部里，战士们在壁上挂起了毛主席的相片。……上午9点多钟，有些单位的指挥员和战士们便围坐在收音机旁收听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庆祝典礼的实况。他们的心情像亲临天安门广场一样的愉快。15

　　这些报道，都有热烈的场景描写和情绪渲染，人民群众对新政权、新国家都怀有无比热爱的激情。群众和领袖的关系、人民和“大救星”的关系、战士和祖国的关系，其水乳交融，不能分离，在这样的报道中都给人以出自内心的迸发感。语言的力量在于它传播过程中的感染，它所叙述的场景不能说不是客观和真实的，但一经语言的渲染，它便具有了真实场景所不具有的诱惑，它诱发了人们的想象并在传说中演变为神话。自1949年10月1日起，天安门就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象征的场所，人们一想起它，就联想到庆典、狂欢、红旗招展、人潮如涌，领袖虽然远在城楼云端，俯瞰着人群招手致意，但人民并不觉得这是距离和等级，仍然会感到幸福，感到领袖和自己在一起并向他发出狂热的欢呼。这就是“广场文化”的魅力所在。“广场文化”不只是对亲临者产生魅力，对不能亲临的人来说，因传说而产生的魅力更会成倍地被放大。在朝鲜战场上，对天安门广场的想念由那位北京籍的志愿军战士说出，就更具有了不同语义：一方面，他的“出身”使他具有了话语的优先权，他的出生地就是天安门的所在地，他言说的“真实性”是不容质疑的；一方面，“倾听者”在言说者并非刻意的表达中，调动了更多的想象，而想象的模糊进而演化为神秘和崇拜。因此，话语权利的拥有者和倾听者之间——传播和接受之间，是存在着心理学意义上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的。
　　天安门的欢乐场景、翻身农奴欢迎解放军、远在异国他乡的志愿军战士对祖国的怀念，就是传媒中的社会主义的经典形象。但是，如果说这些形象因其政治意义还多少具有“象征性”的话，那么，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形象，则以更感性的方式塑造了社会主义。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30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公布实施。《土地改革法》从颁布实施到1952年，除西藏、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部完成。农民参加了斗争地主分田到户的运动。他们焚烧了租约、地契、高利贷，拔掉了地主界碑，丈量的是分给自己的土地。他们领到了土地证，领到了耕牛和农具的同时，也领到了对社会主义无比感戴的心情。8月26日，新华社特派记者报道说，“在历史上一向被称为‘半年糠菜半年粮’的山西太行山区，经过了土地改革和初步的建设工作，广大乡村改变了过去的贫苦面貌，千万个富裕的家庭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报道进一步叙述说：“记者进入山区正值春末夏初的时候，一个农民指着村边的树木说：要是在土地改革以前，现在这时节树上的叶子早被吃光了。但现在在这个所谓青黄不接的季节吃糠咽菜的已经没有。平顺县川底村去年是个歉收的村庄，村上保存着八石义仓粮，准备接济缺粮户，但粮食一直保存到新麦登场，一升粮食都没有借出去。许多农民用下面的谚语来赞美他们今天的伙食：‘早晨金皇后’(一种新推广起来的玉蜀黍)，晌午169(一种品种优良的小麦)，晚上玻璃秀(一种小米)。这样一个食谱，在过去，在土地改革以前只有占乡村人口10%的地主和富农可以享受到，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农和中农简直是不敢想象的。”16土地改革之后，农村到处是一片升平美好的田园风光，在传媒中得到了突出的表达。
　　1951年2月，政府又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工人开始享受劳动保险。上海国棉12厂的一位62岁的老工人领到保险金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今年62岁了，已经做了50年工，本厂也做了30年。从前工人像当牛马，解放后，样样事情都好了。工人生活也好了。老工人有养老金。这是毛主席领导得来的。我一定在生产上加劲。打倒美帝国主义，保住我们的好日子。”在一种全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下，城里的工人开始用“铁饭碗”吃起并不丰盛的“大锅饭”。17
　　这些报道并不是个别的。随着社会各个领域变革的弥漫性展开，新生事物和新的景象被不断播散开来：“全国日用品价格降低”、“陇海铁路全线修通”、“玉门原油开始东行”、“鄂伦春人第一次看电影”、“我国自制飞机成功”、“上海市最后两辆人力车送交博物馆”、‘解放’牌汽车试制出来”、“向秀丽舍身救工厂”、“西藏木犁即将绝迹”等等。这些消息来自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但带来的都是令人激情澎湃的消息：工业战线创造了无数个第一，社会主义将以神奇的创造力改变中国的面貌；人力车历史的终结，意味着等级和身份在新社会的消失；西藏木犁的绝迹所要诉说的是，即便在遥远的边疆，陈旧的生产方式也即将成为过去；为了保卫国家财产，英雄可以以身许国。这些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地域的消息，不仅塑造了社会主义中国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形象，同时，它在不断传播中演变为“人民记忆”。他为人们留下的根深蒂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是：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才能够改变中国的命运，才能够给人民带来真正的幸福和欢乐。传媒中的社会主义形象，比现实更集中、更典型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激进理想和改变现实的急切诉求。
　　我们还发现，传媒在塑造社会主义形象的过程中，它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言说方式。这种新的言说方式集中地体现在它的修辞方式上。现代修辞学特别注意研究倾听者和读者，它关注语言创作或发生的过程，也关注话语分析或解释过程。它要求通过语境来考察话语，把话语内容看作时间、地点、动机、反映诸要素的综合。按照修辞学派的观点，修辞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言语说服对象并激发或增强人们对某些论点的同意。社会主义的传媒并不回避自己的功利诉求，在实现这些诉求的过程中，包括文学艺术、新闻报道、会议报告、社论等不同文体形式的主流，事实上都在没有宣告的规约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修辞方式。这一方式的来源于中国说来，就是毛泽东文体。但是，毛泽东文体中存在的象征、对比、承诺以及对未来事物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和鼓动性，我们在无产阶级导师的经典作品中同样可以读到。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共产党宣言》)
　　无产阶级纪念赫尔岑时，以他为榜样来学习了解革命理论的伟大意义：学习了解，对革命的无限忠心和向人民进行的革命宣传，即使在播种与收获相隔几十年的时候也决不会白费；学习判定各阶级在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中的作用。吸取了这些教训的无产阶级，一定会给自己开拓一条与全世界社会主义工人自由联合的道路，打死沙皇君主制度这个蟊贼，而赫尔岑就是通过向群众发表自由的俄罗斯言论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来反对这个蟊贼的第一人。(列宁《纪念赫尔岑》)
　　鲍狄埃是在贫困中死去的。但是，他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个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真正的纪念碑。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当他创作他的第一首歌的时候，工人中社会主义者的人数最多不过是以十来计算的。而现在知道欧仁·鲍狄埃这首具有历史意义的歌的，却是千百万无产者……(《欧仁·鲍狄埃》)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只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这些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文章中，类似的表达随处可见。他们的文章充满了澎湃的激情，有无可抗拒的感召力和感染力，特别是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对改变现实的肯定和自信，给人带来无限的希望和喜悦。这是一种全新的文体，也是一种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青春写作”。这一文体对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无产者和农民阶级来说，无疑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他们被这种激情所点燃和激励，于是，他们不仅纷纷参加、追随无产阶级革命，同时也就随之产生了对革命的认同和献身的冲动。后来，我们在许多不同文体的写作中，特别是在社论、通讯、报告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对新事物、新人物的热情的倡导或诗性的礼赞，这些人与事都被赋予了极其壮丽的情感色彩和崇高意义，它们在传播中又感染了更多的人。另一方面，敌对势力的腐朽、堕落、绝望，在对比中得到了有力的揭示。1955年，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大陈岛，记者这样描述了岛上的情形：“我们走进了一个像披瘟疫劫掠过的世界。一只惊慌的猫，突然从我们面前跳过。裸体女人的照片和光头的蒋介石的画像，出现在塌了顶的阴暗的屋角处。在一个拐弯处，我猛然看见在一块白屋墙上画着一个被头散发的女人，她手里捧着一个大酒瓶子。我们从飘飘的白纸堆里，看到有的上面写着这样的字句：‘残酷的光阴哪，度过了我青春的光阴!’‘是为了实现远大的希望，然而希望又是何等的渺茫、苦闷、忧伤、孤岛飘零……到死，可怕，太可怕了!”18这一景象与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比较起来，传媒受众选择什么，就已经不是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文体策略和修辞风格深刻影响的存在，在社会主义时代的传媒中不断地普泛化。因此社会主义的进步、美好，可以使人得到提升、前途充满希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形象，就在传媒中被塑造出来。
　　①②③玛利昂·格莱芬·登霍夫：《资本主义文明化?》，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4-5页。
　　④《刘少奇选集》下卷，82-83页。
　　⑤⑥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11月版262页，264页。
　　⑦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482-483页。
　　⑧约·拉弗列茨基著《格瓦拉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248-249页。
　　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741页。
　　⑩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革命的中国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507页。
　　11莫里斯·梅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一书中详细记录了这些数字，他指出：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这一结论是不可避免的。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2-1978年的25年间增加了4倍，即从1952年的600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000亿元，而工业在增加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人均国民收入指数(以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的100(1952年的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和1978年的440。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20年间(这是毛泽东的后继者们评价不高的一个时期)，而且连大跃进的经济灾难也估计在内，中国国民收入在1958年至1975年期间翻了一番多，人均增加63％。--见该书486页。
　　12同上，489页。
　　13141516郭超人《国内新闻选1949-1999》，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1页，20-21页，22页，6页。
　　17《读图时代》第三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10月版6页。
　　18同注13，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