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深圳巨变的40年有感心得体会精选5篇
推荐文章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中通过了由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这一天，被称为“深圳生日”。以下是小编整理了关于2020深圳巨变的40年有感心得体会精选5篇，希望你喜欢。
2020深圳巨变的40年有感心得体会篇一
今天，深圳经济特区40岁了。我们与千千万万来自五湖四海的深圳建设者一起，由衷地道一声：“我‘圳’生快!”
古语云，“四十不惑”。对人来说，40岁意味着经过生活的磨砺和积淀，开始进入自信成熟的新阶段;对一座乘着改革开放春风快速崛起的城市来说，四十不惑，意味着经历一次次爬坡过坎后所达到的高度和收获的丰盛，以及踏上新征程时的从容不迫。
40年来，一代又一代拓荒者披荆斩棘，踏平坎坷，终于将深圳从一个鲜为人知的沿海渔村，建设成为千万级人口的充满生机的国内一线城市和创新动力十足的国际化大都市，经济体量从1979年的不到2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2.7万亿元，位列全国第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位列全国第一。深圳是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和缩影之一。
深圳的发展繁荣，起初得益于独特的政策优势和区位优势。在中央“允许试、大胆闯”的政策支持下，深圳率先突破了诸多禁区，市场化措施首先在深圳进行尝试，商品市场和资金、劳动力、人才、土地等要素市场纷纷在深圳建立，加上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境内外资金和人才纷纷涌向深圳，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打通，改革与开放相得益彰，深圳迅速在加工制造业、商贸、金融等领域取得一席之地，展现出了蓬勃活力。
在当时的发展战略中，经济特区被赋予了以局部增量带动全国存量改革开放的意图，深圳的成功也确实充当了示范作用，有效地刺激和带动了内地的改革开放。深圳还一度充当“黄埔军校”的角色，向内地输送了大量的市场经济各类人才。以经济特区搅动全国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一池春水，深圳可谓不负使命。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后，市场化改革热潮在全国掀起，社会上一度出现“特区不特”的担忧。21世纪初，东南亚金融危机余波未了，一些地区因独特的政经地位在城际竞争中长袖善舞，民间亦曾出现“深圳，你被谁抛弃?”的议论。然而，深圳的改革并未因此停步，这些关于深圳衰落的担忧最终都未成为现实。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不论是明星企业的崛起、整体产业的升级，还是整个城市功能的提升，深圳的表现都大大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出现新产业浪潮，深圳又一次踏准节奏，在新兴的高科技产业领域迸发出新的活力，展现出强大的创新力，在全球城市综合实力竞争中优势进一步凸显。今年以来，面临外部环境和疫情的冲击，深圳在一线城市中唯一一个实现了GDP正增长，经济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
回望过去40年，深圳的发展跨过了一个又一个坎，翻越了一座又一座山，城市综合实力不断上台阶，可持续发展能力突出，深圳的城市定位也不断上升。40年的发展经验表明，深圳成功的因素已从当初依靠政策优势和区位优势，转换为主要依靠体制和文化优势。
深圳经济体制优势体现为市场经济成色高、民营经济活跃、民间创新力强和政府服务型定位。这些要素的组合创造出了一种宽松、自由、公平的营商环境，大大降低了经济运行中的交易成本，对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资本和人才构成了持续的吸引力。深圳的文化优势体现为务实、平等、开放的市民文化根基深厚。移民城市的特点和民营经济占比高的经济结构是形成深圳城市文化特质的主要因素。“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来了就是深圳人”，这些口号背后是流淌在血液中、刻在基因上的平等、包容精神。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后进行的一系列探索，一直广受关注，并被寄予厚望。早期阶段，计划经济仍占主导地位的内地把深圳商品经济的成功喻为“斯芬克斯之谜”，甚至掀起一股探谜解谜的热潮。当市场经济改革在全国推开、市场经济的框架写进教科书之后，深圳在经济运行、公共治理和城市文化方面继续显示出一种特质，优等生的榜样作用继续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圳仍然是“我们的深圳”。
这些年来，不断有其他一些地方学习深圳，甚至组团到深圳取经，但因为自由平等开放的市民文化土壤达不到深圳那样的厚度，借鉴和移植深圳经济体制的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这也提醒我们，要学到深圳的精华，要先培育相应的文化土壤。维护深圳经济发展的优势，一定要维护深圳体制的优势，更要维护深圳独特的市民文化优势。
毋庸讳言，当前深圳也面临诸多挑战，如人口流入与土地资源、人口结构以及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之间的矛盾需要有效解决，房价对创新精神的负面影响也需要妥善处理，城市治理中仍然有不少达不到人们期望之处。如何保持生生不息的文化活力，让这座城市“日日新，又日新”，应当引起每一个人的思考。
与40年前设立特区时相比，今天的深圳站在了更高的平台。在新的国内国际环境下，深圳被定位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不仅要在科技创新、科学发现方面作出新贡献，大力建设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全国的改革开放，同时，还要发挥共建、共治、共享方面的领先优势，全面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打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城市范例”。
独美不如众美，深圳一开始就是全国人民的深圳、世界的深圳、我们的深圳。衡量深圳是否成功，不能只看深圳自身经济发展是否成功，还要看它能否通过全方位的示范作用带动更多沿海和内地城市进行体制创新、治理创新，释放出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文化活力。我们相信深圳将再次不辱使命。
四十载风雨兼程，四十载成就辉煌。不惑之年的深圳，正肩负着新的使命，以梦为马，奔向远方。祝福你，我们的深圳!
2020深圳巨变的40年有感心得体会篇二
202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40岁”啦!
从1980年诞生至今，深圳印证了中国翻天覆地巨变历程。深圳经济特区是中国最早实施改革开放的地区，它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深圳速度、深圳效益、深圳经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试验田、孵化场与示范窗口。
40年来，深圳经济特区发扬敢闯敢试、开拓创新的精神，率先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探索，在体制、机制和发展模式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发展探索了道路、积累了经验。
深圳经济特区40年之大事记
1980年 深圳经济特区诞生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诞生;深圳在中国内地率先突破固定用工的传统体制，实行双向选择，确立了劳动合同制和配套制度。
1981年 开创工程招投标先河
深圳国际商业大厦建设推出“工程招投标”方案，开创中国内地工程招投标先河;深圳市物业管理公司成立，成为中国内地第一家物业管理企业。
1982年 推出工资改革试点
深圳推出工资改革试点，改革劳动分配制度，在中国内地率先实行结构工资制;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大亚湾核电站项目获批。
1983年 发行新中国第一张股票
新中国第一张股票“深宝安”发行，深圳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诞生;《深圳市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办法》、《深圳市实行社会劳动保险暂行规定》出台;深圳大学经国务院批准创办。
1984年 邓小平视察深圳
邓小平视察深圳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三天一层楼”的国贸大厦成为深圳城市标志,“深圳速度”被载入史册。
1985年 率先实行暂住证制度
《深圳经济特区暂住人员户口管理暂行规定》出台，在中国内地率先实行暂住证制度;深圳成立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
1986年 探索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新路
《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出台，率先探索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新路。
1987年 敲响土地拍卖“第一槌”
率先放开土地市场，土地拍卖“第一槌”引发新中国土地使用制度的“第一场革命”;中国内地首个保税工业区沙头角保税区成立;中国内地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成立。
1988年 提出“房屋是商品”观念
《深圳经济特区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出台，“房屋是商品”观念开始从深圳走向全国;《深圳经济特区加快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发展暂行规定》出台，在中国内地城市率先确定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基本思路。
1989年 百万劳工下深圳
百万劳工下深圳，形成了特殊的移民潮，深圳成为最早聚集打工者的城市之一;深圳布吉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开业，在中国内地率先探索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
1990年 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
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成为中国内地两大证券交易所之一。
1991年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通航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建成通航，深圳海陆空现代立体交通体系初步形成;中国内地第一家期货交易所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正式开业。
1992年 邓小平视察深圳发表南方谈话
邓小平视察深圳发表南方谈话，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正确方向，带来了一个思想解放的春天。深圳特区报为此发表“猴年八评”和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在海内外产生重大反响;深圳出台最低工资标准;《深圳市社会保险暂行规定》出台。
1993年 深圳市城市化进程推动加快
深圳市宝安县撤县建立宝安、龙岗两区，加快推动深圳市城市化进程;中国内地第一家产权交易机构深圳市产权交易所成立;《深圳市国家公务员管理办法》出台，成为中国内地第一部公务员规章。
1994年 形成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保税生产资料市场
深圳市保税生产资料市场向全国“三资”企业开放，成为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保税生产资料市场。
1995年 出台第一部有关无偿献血的地方性法规
深圳出台《深圳经济特区公民无偿献血及血液管理条例》，成为中国内地第一部有关无偿献血的地方性法规。
1996年 深圳地王大厦竣工
深圳地王大厦竣工，成为当时亚洲第一高楼、世界第四高楼;中国内地首家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成立。
1997年 深圳建立人才大市场
深圳建立人才大市场，开劳动力商品化之先河;深圳率先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大体系，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
1998年 开创中国内地审批制度改革先例
《深圳市政府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出台，开创中国内地审批制度改革先例。
1999年 举办首届中国国际高新科技成果交易会
首届中国国际高新科技成果交易会在深圳举行，其后发展成为“中国科技第一展”。
2000年 建立深圳大学城
深圳大学城创建，成为全国唯一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由深圳地方政府联合著名大学共同举办、以培养全日制研究生为主的研究生院群。
2001年 颁布中国内地第一部土地交易的地方性法规实施
《深圳市土地交易市场管理规定》颁布实施，这是中国内地第一部土地交易的地方性法规。
2002年 实行国有大型企业国际招标改革
深圳市实行国有大型企业国际招标改革，在探索国有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方面实现了突破;深圳报业集团挂牌成立。
2003年 皇岗口岸客运通道实施24小时通关
皇岗口岸客运通道实施24小时通关，对促进粤港两地客流、物流畅通和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深圳实施“文化立市”战略，在全国率先吹响“文化立市”的号角。
2004年 深交所设立“中小企业板块”
中国证监会批准深圳证券交易所在主板市场内设立“中小企业板块”，为中国内地中小企业提供了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的途径;深圳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没有农村行政建制的城市。
2005年 深圳被评为首批全国文明城市
深圳被评为首批全国文明城市，标志深圳的城市文明建设提高到新的水平;《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出台，深圳成为中国内地首个划定基本生态控制线的城市。
2006年 全国第一个保护改革创新的专项法规出台
《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出台，成为全国第一个保护改革创新的专项法规;深圳举行“国家电子政务试点城市”揭牌仪式，成为全国首个“国家电子政务试点城市”。
2007年 《“深港创新圈”合作协议》签订
深圳、香港两地政府共同签订《“深港创新圈”合作协议》，以进一步提升深港区域在全球的竞争力;深圳港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2000万标箱，在全球集装箱港口排名位居第四。
2008年 深圳“一区四市”的定位确定
国家发改委《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确定深圳“一区四市”的定位，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国家创新型城市、国际化城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
2009年 深交所创业板开市交易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开市交易，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进一步完善;国务院批准《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标志深圳的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
2010年 深圳正式迈进大特区时代
国务院批准深圳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深圳全市，深圳经济特区面积从327.5平方公里扩大至1952.8平方公里;国务院批复同意《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明确把前海建设成为粤港现代服务业创新合作示范区。
2011年 组建国家级基因库
国家发改委批复同意深圳依托华大基因研究院组建国家基因库，这是中国首次建立国家级基因库;《深圳经济特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条例》公布实施;深圳市政府发布《深圳市开展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11～2015年)》
2012年 前海成为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
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揭牌，首批39家深圳企业与该中心签订了挂牌意向协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开发开放有关政策的批复》正式出台，支持前海在金融改革创新方面先行先试，建设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
2013年 深圳市新的商事登记制度正式实施
《深圳保税区域转型升级总体方案》出台;推出全国首个4G即摄即传新闻直播应用;厦深铁路正式开通运营。
2014年 深圳机场码头正式开通往返香港船班
东海航空客运首航航班正式启航，这是深圳本土唯一一家民营客运航空公司;科技部批复同意《科技部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建国家技术转移南方转移中心方案》，这对深圳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实施;《深圳市商事主体行政审批事项权责清单》出台，涉及25个行政审批部门共129项审批事项。
2015年 深圳前海开展平行进口汽车试点
商务部正式批复同意在深圳前海开展平行进口汽车试点;全国首张“多证合一、一照一码”营业执照在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诞生;深圳市互联网金融协会成立;全国首个跨境电商检验认证联盟——跨境电子商务检验认证联盟成立。
2016年 深圳成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市
国务院印发《关于同意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批复》，深圳成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市，试点期为2年;楼市调控“深六条”公布;深圳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改革实施工作;深交所发布与深港通相关的八大业务规则，包括：《深港通业务实施办法》《港股通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指引》《港股通交易风险揭示书必备条款》《港股通委托协议必备条款》《关于深港通业务中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事项的通知》《香港结算参与网络投票实施指引》，以及修订后的《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交易规则》。
2017年 《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全文公布
设立一号、二号、三号股权投资基金，作为支持特区人才创新创业的政策性基金，主要投向国家、省、市重点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现代服务业等行业，包括高技术、高成长、高附加值的项目以及国内外前沿技术、原创技术、颠覆性技术等领域;国内首只金融科技指数在深交所上市;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全文。
2018年 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
中国政府网发布《国务院关于同意深圳市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批复》，同意深圳市以创新引领超大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深圳市国资委发布《2017年度深圳市属国资国企社会责任报告》，在全国国资系统内以国资委为主体发布整体性社会责任报告尚属首次。
2019年 举全市之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深圳举全市之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增强核心引擎功能，深化深港澳合作，提升重大战略平台发展能级，打造“一带一路”重要支撑区，努力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深圳推出科改“22条”，率先实施5G战略， 深圳技术大学成立，科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明显， 科技创新引领深圳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0年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
2020深圳巨变的40年有感心得体会篇三
40年前，南方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诞生了我国首个经济特区，从此，中国经济改革的时代指针轰然鸣响。
40年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深圳从3万人口的无名海边小城，到人均GDP位居全国第一的国家代表城市，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和科技现代化的奇迹。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也是经济腾飞的排头兵，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发光体，聚光成炬，造就了这座城市闪耀全世界的光芒。
“90%高新科技成果在企业产生，90%专利由企业研发，90%高端人才在企业工作，90%研发资金靠企业投入。”这曾是深圳人津津乐道的“四个90%”。的确，深圳的改革开放成就，离不开因改革而生、因改革而兴的企业，尤其是以技术能力为核心优势的一大批科技企业。从最初的“三来一补”到“产学研”的深度融合，深圳的科技企业不断迭代升级，为“中国硅谷”的崛起创造源源不断的动力。
今天，企查查从深圳40年来的企业发展变迁出发，将高科技行业作为观察的横截面，从疫情期间顽强的经济韧性，多年来科技企业规模的不断提升，科技专利数量的不断增长，以及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产业的兴盛等角度，为40年的辉煌历程进行深度数据解读。
一、疫情下交出“奇迹”答卷，上半年企业注册量居一线城市之首
今年上半年，国内经历了严峻的疫情考验，而深圳2020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再次交出堪称“奇迹”的答卷。
今年上半年，全国GDP同比下降1.6%，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仅深圳实现正增长。据深圳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12634.3亿元，同比增长0.1%，GDP增速较一季度回升6.7%，高于全国增速(-1.6%)1.7%，高于全省增速(-2.5%)2.6%。
企查查大数据也充分证明这一点，2020年1-6月，深圳共有23.5万家新注册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同比2019年上半年增长1.41%，超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同期新注册企业量。
今年上半年经济实现正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深圳推出的“惠企16条”等多项措施，及时缓解了企业应对疫情带来的压力。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深圳多年的科技产业积淀，让基于互联网与新兴技术的一大批的科技企业，练就了非同一般的抗风险能力。
二、科技创新成关键：近十年增势迅猛，企业资本规模不断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坚持以创新为根本动力，铸造深圳科技产业根基。企查查选取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以下简称“信息传输业”)为典型代表，研究深圳的科技创新能力。
十年努力，带动深圳信息传输业从发展到腾飞。企查查数据显示，近十年(2011年-2020年)，深圳市信息传输业共新注册19.9万家，平均每年增加1.8万家，占深圳特区成立以来(1981年-2020年)信息传输业企业新注册总量的84.67%，占近40年深圳企业新注册总量的3.68%，最近十年是深圳信息传输业发展最为迅猛的十年。
2012年之后，深圳信息传输业进入转型提升、跨越发展的重要时期。企查查数据显示，2010年，深圳信息传输业共新注册3700余家企业，其中注册资本在100万以内的相关企业占新注册总量的52.42%;2012年之后，注册资本在100万-500万的信息传输业新注册企业占比持续走高;2014年，注册资本100万-500万占比首次超过注册资本100万以内，略高0.29%;2019年，注册资本100万-500万占比已达43.89%，注册资本100万以内占比32.94%，二者相差10.94%。从最近的十年来看，深圳自身产业调整和结构转型步伐逐渐加快。
深圳被称为“互联网之城”，有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腾讯，也有华为、中信、大疆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企查查大数据也充分证明这一点，在深圳信息传输业的各个子行业中，软件和信息技术业的表现尤为突出，产业规模稳居全国前列。
从企业数量新增规模来看，去年深圳信息传输业新注册企业量居全国前三。企查查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信息传输业相关新注册企业共计48万家，深圳相关新注册企业1.5万家，约占全国3.22%。
从业务收入来看，去年深圳软件业务收入居全国第四。2019年软件产业统计年报数据显示，深圳市软件产业产值14556.1亿元，其中，软件业务收入7337亿元，同比增长11.4%，居全国第四。
相比特区建立之初，宛如一张白纸的深圳，如今已经形成了以制造、科技、金融于一体的成熟产业结构，一方面科技创新成为带动深圳经济的“引擎动力”，而另一方面，深圳也成为吸引科技企业大军的“强磁场”。一言以蔽之，“深圳”与深圳的“科技型企业“相辅相成，互相成就。
三、专利申请量位列全国第一，打造硬核科技城市
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的申请量，是体现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深圳作为全国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创建市、发明专利密度在全国起了示范、引领与带头的效果。
2019年，深圳专利申请量在全国大中城市排名第一。企查查数据显示，2019年深圳国内专利申请量为26.2万件，占全国专利申请量的6.23%，占在全国大中城市排名第一，同比增长14.39%。截至2020年8月，深圳市累计软件著作权申请量达53.4万件，累计专利申请量达141.3万件，分别占全国的12.01%和7.27%。
南山区作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聚集区，企业整体的自主创新能力突出。企查查数据显示，南山区专利(46万)与软件著作权(18.4万)申请量处于全市领先地位，分别占深圳总体的32.6%和13.04%，宝安区、龙岗区、龙华区专利、软件著作权竞争水平次之。
2019发明专利授权量前十国内企业，其中3家位于深圳。企查查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发明专利授权量排行前十国内企业(不含港澳台)中，共有3家企业位于深圳，依次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其中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授权量最高，达4510件。
深圳作为科技型企业成长的热土，其自主创新能力及科技实力，为接下来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未来：乘科技之风，走得更强更远
随着数字经济的高速增长，深圳市数字经济产业迎来政策春风，为进一步发挥深圳“科技兴城”的城市优势，深化深圳市信息传输业、科学研究业的产业优势， 近日，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了关于公开征求《深圳市数字经济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下称《实施方案》)意见的通告，表示将努力建成全国领先、全球一流的数字经济产业创新发展引领城市。
《实施方案》列出了12大重点扶持领域，包括人工智能产业、区块链等产业以及其他新型业态等，企查查着重从5G、人工智能、区块链三大热门行业进行相关企业数据分析，以此展望深圳科技行业的未来发展。
1、 5G：企业注册量占比全国34.89%
如果说信息传输产业是一只“金饭碗”，深圳想要把碗捧牢，5G产业的发展不容错失，它是未来信息产业的基础。
深圳5G先行，已成为全球5G第一城。企查查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5G相关企业不足2000家，深圳5G相关企业最多，数量达近600家，占比全国34.89%。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数据显示，今年8月，深圳实现5G独立组网全覆盖，率先进入5G时代，据悉深圳5G基站已累计建成超过4.6万个，基站密度第一，深圳由此成为全球5G第一城。
在政策扶持方面，引领5G发展，是深圳的使命。2019年以来，深圳市出台了《率先实现5G基础设施全覆盖及促进5G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以及相关工作方案，部署加快推进5G产业及基础设施相关工作。明确“把深圳打造成为全球5G发展高地，始终走在5G时代最前列”的宏伟目标。
2、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总量超过4.6万
同5G相似，人工智能也属于“基础设施”技术，一旦从研发阶段走到应用阶段，便会广泛赋能，对多个产业领域产生质变的影响。而且5G和人工智能二者关联密切，属于“共生”技术。
在产业发展方面，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链日趋完善。企查查数据显示，目前深圳人工智能产业链已涵盖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三个环节，并且深圳分布各环节的人工智能代表企业，均走在国内人工智能产业前端。
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7月底，深圳市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总量超过4.6万家，2013年之后注册的居多，主要分布在南山区(1.4万家)、宝安区(0.9万家)、龙岗区(0.6万家)。
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深圳作为其人工智能发展的示范区之一，拥有发达的高新技术制造业和活跃的民间资本，目前在智能制造、医疗健康、企业服务、物流、智慧交通等领域已有较多机构和资金广泛布局。
在政策扶持方面，2019年7月，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布《深圳市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0年)》，提出到2023年，人工智能理论基础取得突破，部分技术与应用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3、区块链：相关企业达5千余家，半数在南山区
作为新兴技术，区块链在新型智慧城市诸多领域具有较大应用潜力。深圳市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在区块链产业发展和技术应用方面发展迅速。
深圳致力于成为区块链全球产业链技术链的高地。企查查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区块链相关企业4.4万余家，广东省相关企业最多，深圳区块链相关企业达5千余家，占比广东省23.37%，占比全国11.67%。其中深圳南山区区块链企业拥有量，占深圳总量的50.82%。深圳南山区在新兴产业上处于领先领跑地位，前瞻布局集成电路、5G、人工智能，深圳市商务局数据显示，深圳南山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60%左右。
在区块链+应用方面，深圳市税务局上线了区块链电子发票产品，通过将发票相关信息上链，对发票从开具到报销的过程实现全流程管理。广东安证计算机司法鉴定所成立的“安证链”已在深圳公、检、法等相关部门建立了区块链节点，实现了电子数据的多方存管和保全。
在政策扶持方面，《深圳市金融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支持金融机构加强对区块链、数字货币等新兴技术的探索研究。《深圳市扶持金融业发展的若干措施》以“金融创新奖”和“金融科技专项奖”的创新激励方式，重点奖励在区块链、数字货币、金融大数据运用等领域的优秀项目。《市发展改革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2018年第二批扶持计划拟资助项目公示表》中，三个围绕区块链开展的项目共获得1127万元资金资助。
结语：
2020年，既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也是其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全面铺开、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
面对未来，既有新的机遇，也有新的挑战。在大力推进新基建的政策要求下，面对“中国制造2025”的宏伟蓝图，深圳紧抓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发展机遇，正在启动高质量发展引擎，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
美国学者雅各布斯曾说：“当我们面对城市时，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生命，一种最为复杂、最为旺盛的生命。”我们坚信，迈入不惑之年的深圳，将在经济改革与技术创新的道路上继续大步前行，以更为旺盛的城市生命力，创造下一段令世人瞩目的“深圳奇迹”。
下一个四十年，再续璀璨篇章!
作者：科技谷说
2020深圳巨变的40年有感心得体会篇四
翻开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地图，东南角落有一块区域叫宝安县，与惠州、东莞等地一起，被划在惠阳地区内。地图上的一条河流如同分割线，隔开了两个世界：河这边，是破旧的农房与碎石子路，河那边，却是遍布高楼大厦，灯红酒绿的亚洲“四小龙”之一香港。
70年代末，经历了饥荒、传统的计划经济，国民经济艰难万分，大家急需吃饱肚子，急需一条打破落后、走向发展的新道路。
深圳，从那时起便走到了路的最前面。
1979年，宝安县被撤，以当时县政府所在的深圳镇命名，升为省辖市，深圳市由此成立。
设市与设立特区几乎是同时进行的。邓小平对当时主政广东的习仲勋表示，就像陕甘宁特区一样，深圳也叫特区，只不过“中央没有钱，可以给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经全国人大同意，以深圳为首的第一批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四十年过去，这片土地上风云变幻，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第一炮”，到国贸大厦“三天一层楼”，再到如今无人不知的“来了，就是深圳人”，深圳创造了无数家喻户晓的口号，也经历了世界上最快的工业化、城市化转型之路。再没有另一个城市，能够让你提起名字就联想起：包容、创新、活力等词语。
如今，深圳市一年GDP达到2.69万亿元(2019年数据，下同)位列全国第三，人均GDP则排在全国第一;拥有1344万常住人口，而其中只有不到500万户籍人口;这里有308个A股上市公司与全国唯二的证券交易所，有华为、平安、腾讯组成的HAT为代表的世界500企业;还有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这两年来，在“粤港澳大湾区”和“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双区叠加”优势下，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又有了新的发展方向。
圳，指田间水沟，深圳这两字的意思便是“深深的水沟”。
这条曾经不起眼的“水沟”，为何会在短短40年，以一个叫深圳的称谓，被中国乃至世界，称为奇迹?
40年来，深圳抓住了哪些重要机会，又是什么支持它以如此快的速度发展?
“深圳主义者”、深圳市人大代表金心异，对界面新闻回顾了深圳特区40年里的发展史，从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角度，总结了其重要的4个发展的关键节点。
1980-1985 贸易积累第一桶金
谈深圳的崛起，必然离不开香港。
上世纪80年代，一个工人在香港的工资每月可达上千元，而深圳的月均工资是82元。1980年，深圳全市GDP不到香港的1%。两地经济差异悬殊，大量人口偷渡外逃至香港，“逃港潮”从50年代开始一直没有停歇。
陈秉安在《大逃港》里记录了这样一段话：“宝安县有50万人，在香港的宝安县人呢，也近50万。”
从解决逃港问题为出发点，到1980年8月26日公布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确立深圳为经济特区，纵观深圳发展史，它注定要借势香港，也要对标和超过香港。
特区要发展，基础建设是重中之重。1979年，最靠近香港的蛇口半岛率先划出了一块工业区，开始炸山填海，并通水、通电、通车、平整土地。后来，这被誉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开山第一炮”。
特区成立后，一座罗湖山也被铲平，腾出了0.8平方公里的宝贵用地。罗湖山挖出的土垫高了当地地势，因此还解决了内涝问题。
除了基础建设以外，深圳当时最先发展扩大的产业是贸易。在经济发展的贸、工、技三个阶段中，贸易往往是最先行的。当时的深圳没技术，没设备，也没人才，但有宽松的对外贸易政策，和一座连接深港两地的罗湖桥。
在那个外汇紧缺的年代，深圳被特许进口特区建设所需的生产与生活资料，在关税上有免税或减税政策，并允许在特区内部分地区流通港币。于是，免税港货经过罗湖桥涌了进来。
深圳东门步行街，图源：视觉中国当时全国各省都在深圳设立了贸易公司，最多的时候，罗湖区内挤进了3000多家贸易公司。进出口总额的数据曲线，和GDP曲线一起，从80年代开始突然抬头。
如今的万科集团，前身是1984年成立的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也是这些贸易公司中一员。
也是那时，一个“著名”的群体诞生了——倒爷。倒爷们用各种手段将进口电视机、收音机、手表等新潮物品走私到内地，让许多人第一次从收音机里听到了邓丽君的歌声。在作家王朔笔下，这些提着电视机录音机的人还带来了流行音乐，杂志，时装等新兴娱乐产业，在新一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深深地烙下了香港印记。
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评价，这一阶段是“获取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价格差的套利年代的高速增长。”在当时，这种相对粗暴的发展模式，还引来了质疑。
1984年，深圳市委常委会议上，就已经出现了“特区主要是赚内地的钱”的议题。
1985年，香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深圳的问题在哪里?》，直指深圳并没有做到“以工业为主，以利用外资为主，以出口为主”， 并总结道：“深圳的繁华基本是依靠特殊经济政策，以进口商品和物资来赚取国内市场的钱”。
文章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反响，杂志连续数月开设特区问题论战栏目，形成了一次规模浩大的大辩论。
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人正是在这“套利的年代”挣得了第一桶金，深圳经济得以进一步开放，并为后来的发展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1985-1990年代初期 制造业的雏形
“先有蛇口，后有深圳”，1979年，率先试点改革的招商蛇口工业区，开始了吸引外资的脚步，“三来一补”模式最早从这里开始，之后逐渐推广至全市。
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
深圳便宜的土地租金，低廉的劳动力，还有开放的贸易政策，吸引着香港商人来到这里投资建厂。正逢香港六七十年代制造业巅峰过去，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便转移到了当时急需发展制造业的深圳。
转移来的产业主要是服装鞋帽、玩具礼品等轻工业，生产线上的设备很多也是被外资淘汰下来的。几年间，在蛇口、八卦岭、上步、梅林、莲塘工业区……大量港资工厂铺满了深圳。
很多原先在香港小作坊式的工厂，来到深圳后扩大规模，成长为几百上千人的工厂。随港资北迁一同转移来的，还有资金、技术、管理和现代企业制度，降低了深圳向市场经济学习的成本。
1980年到1991年间，轻工业在深圳的生产环节流转税中的占比迅速上涨，从37.3%攀升到了91.2%。
至此，深圳进入了全球分工体系，不过仅处在产业链的最底层，打了点工业基础。
在制造业萌芽期间，彩电、冰箱、电话机等生产线已进入深圳各个简陋的工厂，因此电子信息产业有了散乱但丰富的发展。
直到1984年，深圳电子工业集团公司成立，这一产业发展才逐渐成型，1988年，这家公司更名为赛格集团。
十年后，其名下的赛格科技创业园，有间老旧的办公室被一个叫做马化腾的年轻人租了去，在这里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创业。
深圳华强北，图源：视觉中国这一时期，还有些人物悄然登场。当时政策鼓励兴办民间科技企业，台胞来陆投资。
1987年，退伍军人任正非靠集资来的2.1万元注册了华为公司，员工共14人。
1988年，香港富商林百欣的女婿回大陆探亲，顺带考察深圳，在这里开设了第一家厂房，这家工厂后来叫富士康，创始人名为郭台铭。
“输入”的加工制造业，还以其派生需求催生了第三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到了1993年，深圳对外贸易的87%来自三资企业的净出口和“三来一补”的征费收入;第三产业占深圳GDP的46%，吸收劳动力占深圳从业人员的32.2%。
1994-2015 关键之战：高新技术产业
粗放的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其低利润、低技术含量、高污染等弊端也逐渐显现。
“三来一补”企业到90年代初期急需转型升级。深圳市政府也早已察觉了这一点，1993年底，深圳出台决议，停止登记注册新的“三来一补”企业。
如果说“三来一补”意味着深圳从农业转向工业，那么这便是深圳的第二次产业转型，从低端制造业转向高新技术产业。
1993-1994年，深圳开始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城市经济转型的战略方向，连续推出了多个关于民办科技企业、知识产权等推动科技发展的政策文件。到90年代中期，深圳进入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1995年，全市科技大会召开，电子信息产业、新材料、生物医药这三大产业被明确为今后发展的三大支柱产业。
富士康在主攻电子信息产业的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转型初期，深圳的科技产业还处在“山寨”模仿阶段，笔记本电脑、手机等产品，华强北都能短时间内复制出来。
但智能手机的出现为厂商们筑起了技术壁垒，以苹果为代表，2007年发布第一代iPhone以后，深圳的电子元器件供应链开始组建并整合。
工业基础已经打下，物流和供应链也极有效率。举例而言，那时的通关体系已经十分便捷。很多人记得，90年代末，皇岗路一天通关的香港货柜车能达到10万辆，一直排到皇岗口岸，货车碾过，震耳欲聋。
富士康接过苹果手机代工的单子，将苹果产业链非核心元器件部分在深圳培养了起来。最多的时候，苹果90多家一级供应商里，地处的珠三角有40多家。而这些供应链工厂们，此后也成为了国产手机的供应商。
华为、OPPO、VIVO……21世纪初，国产消费电子产品开始起步，大多数硬件厂商将产品制造交给了深圳，与深圳一起成长。大疆这样起初并不起眼的公司，也走向了国际前列。千千万万农民工离开家乡，走到了深圳工厂的流水线前。
工厂车间，图源：视觉中国也许是因为这提前其他城市近10年的前瞻布局生物医药，日后辗转多地的华大基因才最终选择落户深圳。
直至今日，2019年广东(以深圳为首)手机产量占全国比重近半，有华为、中兴、比亚迪等22家公司入围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名单，切实走在电子信息产业的最前面。
2015-至今 双刃剑：金融业扩张
深圳的金融业很早就开始发展，追溯到特区建设初期，因当时外汇紧缺、倒卖外汇问题严重，1985年12月，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深圳外汇调剂中心就已成立。
此后，招商银行、中国平安等公司均在80年代成立。
20世纪末，金融业与电子信息、物流业并称为深圳的“三大支柱产业”，在大力发展科技的过程起了至关紧要的作用。
1991年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式开业，成为全国唯二交易中心之一。尽管经历了2000-2004年的四年的新股停发阶段，但好在中央此后批准其在主板开设中小企业板，创业板也在2009年正式开市，集聚了大量中小民营企业。
科技金融体系也建立了起来。对于科技企业而言，对技术方向的判断是极其重要的。大公司尚有资本放手一搏，中小企业却很可能葬送在关于技术未来的“赌博”里，一旦方向失误便万劫不复。这时，科技金融体系的建立变得极为重要 ，其本质是模仿美国硅谷的“风险投资”。
深创投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于1999年成立的。在当时“上海滩证券业三大猛人”之一的阚治东带领下，仅成立3个月，深创投账上盈利已超过2000万，并且在1999年年底向股东进行了分红。
十年后，创业板的开市又让更多私募基金、VC、PE等等涌入资本市场，大量民营中小企业看到了希望，借此，金融业在后来几年内成为强劲的经济增长引擎。
深交所，图源：视觉中国到2015年，前海被视作金融业新的引擎。那年，前海蛇口自贸区顶着“十年再造香港”的目标正式挂牌，政策重点放在金融业的开放创新，在跨境金融、境外资金等多个方面给予支持，目标是成为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的服务平台。
开发前海还使得深圳西部的宝安迎来机会。从蛇口开始，前后海、宝安中心、西乡，深圳西部连成一片，再连接广州、中山、东莞，直达香港机场，这样一来，粤港澳大湾区先在环珠江口的位置形成了城市链。
不过，也是在2015年，深圳房价一骑绝尘，整体涨幅近50%，领跑全国。
到今天，深圳的房子更像一件金融产品，而非刚需住宅。对产业发展最重要的人才，因为机会而来，却可能会被房价“劝退”。
金心异认为，深圳经过了40年，有其成功的经验，现在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比如金融行业扩张带来的房价增长，比如中美贸易战带来的去全球化问题，比如制造业外迁的阵痛等。
房价过高导致经商与生活成本高企，投资客来了，人才却留不下来。房价可能驱逐工业，深圳引以为豪的科技制造业基础或被空心化。深圳向金融中心转型，可以说是被迫的。
“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城市既是高科技产业中心，又是金融中心，即使是纽约、伦敦，科创也没有成为支柱产业。”金心异说：“要成为金融中心还是科技中心?深圳正站在一个艰难选择的路口”。
已到不惑之年，四十岁的深圳撰写了一路辉煌，但这座城市不会停歇，它仍旧在探索的道路上，像少年般奔跑。
2020深圳巨变的40年有感心得体会篇五
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提到深圳的40年历程，各种历史细节的重现让人感慨，各种口号式的赞誉文字更是容易让人产生审美疲劳。实际上，站在今天的特殊时点，回溯深圳的崛起，我们似乎还必须思考点什么新意。
在这些年的公共语境之中，如果提到改革，我们容易想到的城市自然是深圳，但如果提到开放，我们更容易想到的可能是上海，特别是浦东。然而，这里可能存在着某种认知上的偏差。
开放对于深圳的意义，绝对不允许被低估。一直以来，外界容易把深圳的开放理解为“毗邻香港”。但这种对开放的简单化和庸俗化，很容易让我们失去对人类不同的经济文明进行深度审视的能力。
1979年，深圳街头，人们习惯性地背着帆布包与蛇皮口袋，路上汽车罕见，自行车仍是最普遍使用的交通工具
至少从两个方面来看，深圳在“开放”二字上的价值长期被外界忽略：
首先是宏观策略上，深圳从特区设立一开始就在经济路线上选择了“出口导向”，这种成功的示范，让中国经济成功避免了像很多发展中国家那样踏入“进口替代”的陷阱。我们得以利用了长达40年的和平红利和全球化红利。
其次是微观主体上，深圳通过对现代企业制度最完善的英美体系的学习(尽管这种学习可能是无意识的)，形成了深圳特色的 “职业经理人式企业家”模式，华为、中集、平安、腾讯、万科、招行等一大批头部企业的崛起，正是有赖于这一制度基石。
改革与开放，两者缺一不可，在“脱钩论”兴起的时点，更必须头脑清醒。
九十年代，深圳街头，一名穿着红色连衣裙的女士站在路边吃冰淇淋，一位拄着拐杖、驼着背的老人拎着一台收录机从身后经过
“不走弯路”
1992年，是深圳发展的一个重要年份，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之后，关于“姓资姓社”的讨论告一段落，深圳的发展随即步入快车道。
回溯深圳的发展，经济建设一直都是中心工作，和其他领域的争论相比，不妨更多地探讨深圳在经济领域的策略选择——这对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转型意义重大。
深圳经济最成功的选择，是“不走弯路”，一开始就避免了大多数后发经济体都会深陷的策略陷阱——进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ion)，而是选择了出口导向(Export Orientation)这一康庄大道。
1979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创办经济特区的决策。以创办经济特区为标志，中国的对外开放迈出了重要步伐。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左前)在深圳蛇口“海上世界”旅游中心眺望蛇口工业区
二战之后，在政治领域，各个国家或经济体面临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选择。而在经济领域，后发经济体同也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进口替代战略，践行者如阿根廷和印度，二是出口导向战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代表。
显然，走第二条路的人都成为了发达经济体，而走第一条路的，其经济现状不言自明。但在当时，进口替代却最为“政治正确”，因为它是一张“经济民族主义”的牌，意味着选票。
进口替代的策略并不复杂，它分两个步骤。
80年代初，第一批来建设深圳特区的青年工人
第一步是对外国消费品的“替代”，即在高关税的保护下，鼓励国内企业发展纺织、食品、电子等简单的消费品制造，用国产货替代进口货，培育国内企业。第二步，鼓励国内厂商从简单消费品进入中间产品和资本品，如钢铁机械、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等产业，实现全面工业化。
进口替代看起来美好，赢迎合了二战之后亚非拉的民族主义运动高潮，但它注定失败。
首先，设置进口关税壁垒必然带来报复，后发经济体搞贸易保护，必然挨打，从来都是成本大于收益。更重要的是，内部市场的封闭将大概率导致腐败和国内企业部门的效率低下。既然不让外国厂商进来，国内厂商为什么要努力呢?
1996年，深圳一家劳动力市场，一位来深务工人员正在临时拍摄证件照，后面一名男子帮她拿着一块白布当背景墙
1980年代，作为进口替代战略的“理论和实践鼻祖”，阿根廷连续爆发债务危机，同一时期的印度则陷入大衰退，外汇储备奇缺，国家进口粮食赈灾都缺乏支付能力。
相比之下，执行出口导向的亚洲四小龙却在_十年代成为全球经济的最大亮点，纷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晋级为发达经济体。
深圳毗邻四小龙之一的香港，它一开始即坚定地抛弃了进口替代，而是选择了出口导向， “继承”了香港制造业的衣钵。香港从1970年代开始，已逐渐放弃制造业，转型为金融中心和转口贸易中心。
1990年，深圳老东门附近的公用电话摊前，一名身穿西装提着公务包的男子正在打电话，笑容灿烂
201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国内媒体对深圳的关注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借此机会，我访问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吴思康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型官员，也是顶级的产业经济专家，他透露给我两个数据，让人印象深刻：
一是在20世纪_十年代的时候，“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最高时曾占到深圳工业产值的80%以上。
二是目前深圳的年工业产值约2.8万亿元，其中约1.4万亿元是外销，占比50%。
在我看来，这两个数据刚好折射深圳崛起的“秘密”。为什么?
学习效应
首先，无论对一座城市，还是一个经济体来说，出口导向都会带来两大正面效应，一是规模经济，二是学习效应。
规模经济意味着，企业即使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依然可以通过全球市场的“走量”，赚取不菲的利润。有了利润，才有技术创新的物质基础。相反，后发经济体一开始就要抢占价值链高端环节，基本不现实。
以总部位于深圳的富士康为例，一台iPhone的价值链中，富士康仅占4%左右的份额，但这种“薄利”并不影响富士康成为全球最赚钱的制造业巨无霸之一。因为它的规模足够大，2018年，郭台铭就曾透露，富士康一家就占整个中国GDP出口的3.9%。
2018年6月6日，富士康迎来30周岁“生日”，郭台铭来到深圳，与工友们共同庆祝。图为1988年初，来深圳的郭台铭(左二)
在IT制造业这种资本密集型行业，规模大和技术好往往是一对孪生兄弟。富士康看似“低端”，但全球最优质的电子消费品厂商却难以在全球寻找一家可以替代富士康的代工企业。在这个意义上讲，代工一点都不低端。
实际上，富士康的崛起对深圳的IT硬件产业形成了很大的技术外溢，它作为制造业大平台哺育了深圳的IT硬件产业。比如，手机产业过去讲“中华酷联”，其中的中兴、华为、酷派都位于深圳，而且它们都是富士康的客户。只有联想一家位于北京。
出口导向的第二个意义是学习效应。学习的对象，除了传统意义的科技，还包括了管理经验。其实，管理经验或许比技术更加重要，因为技术可以购买，而管理却只能自己习得。实际上，正是由于上世纪80年代代工业的崛起，才让深圳的工业直接接入了国际分工，从一起步即实现了生产管理、市场运营和销售服务三个方面的国际化。
八十年代，深圳街头的广告牌上印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
深圳后来的产业发展，很大程度正是得益于这种“国际化基因”。而且，这种基因很大程度上是价值层面的。在那些由代工业锤炼出来的深圳企业家心中，开始形成这样一种信念——对没有国内“关系网”的普通中小企业主来说，国际市场是最不靠关系，最公平，最能锻炼企业管理能力和技术能力的市场。
比如，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深圳，从事房地产、金融的精英很多都有着“不寻常”的背景，或从小成长于北方的机关大院，或从权力的中枢机构南下深圳。但从事制造业的企业主则绝大多数背景普通，他们凭着过人的才智和企业家精神，通过闯荡国际市场，淘到了第一桶金，打下了资本和技术的基础。
一位在音响行业做到全球前三的深圳企业家曾给我举过例子：1990年代，和他竞争的有好几家北京企业，但现在这些北京企业早已泯然众人。因为它们主要做内销，更看重“关系”，内销的产品标准主要就是国内几个巨头自己定的。但深圳公司就不一样，因为发力外销，质量标准是国际一线品牌商制定，这就等于在技术上领先国内竞争对手一个世代，最后也走得更远。
1983年春天，32岁的王石只身一人来到深圳，在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工作，1984年组建“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任总经理
华为更是外销崛起的典型。
2019年，华为全球销售收入8,58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1%，其中，中国市场收入5067.33亿元，在全球收入中的占比也从2018年的51.6%上升至59%。而且，中国市场同比增长36.2%，几乎是整体增速的两倍。
但时间回溯金融危机的时候，华为销售额的地理分布则是另一种场景。2008年，华为全年合同销售额233亿美元，约为现在的六分之一，但海外收入占比竟高达75%。
1983年，任正非复员转业至深圳南海石油后勤服务基地。1987年，因工作不顺利，任正非转而集资21000元人民币创立华为公司。图为任正非(右一)带领人大教授参观华为
华为的崛起充满神秘色彩，但梳理其发展脉络，可以用“出口转内销”来归纳。在早期，华为主要从事对公业务，即帮助客户建设通讯基础设施，在亚非拉以及不含美国的欧美地区开疆拓土，在市场份额上击败西门子、朗讯和思科等，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通讯设备巨头。
而智能手机崛起之后，华为的策略明显转向，开始在消费者业务特别是移动终端业务上布下重兵。
据Canalys发布的数据，2019年的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第一名为三星，市场份额21.8%，华为达到17.6%，超越苹果的14.5%，达到全球第二。另有数据显示，在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华为稳居第一，份额已接近40%，几乎是第二名的两倍。
据Canalys发布的数据，2019年的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华为已超越苹果达到全球第二
位于深圳市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深圳板田基地
某种意义上讲，华为的成功经验只有两个：一个是任正非的领导，一个是早期的“出口导向”。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华为早期外销积累的资本和技术，便不会有今天的华为。
公司治理
除了开放，还有改革。
关于深圳的改革，各种追捧的文章汗牛充栋，比如各种“敢为天下先”，各种“首吃螃蟹”，但这一类观察，过度强调了这座城市的“先发优势”和特区“特权”，容易使得我们对深圳成长历程的审视变得庸俗化，并沦为空洞的口号。
而且，它们无法体现深圳真正的“特别之处”。因为，深圳在1980年代的各种经济体制创新，今天，所有的中国城市基本上都已经实现。尤其在1990年代中期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金大改革之后，中央在经济、金融和财政的管理权限空前加强，地方搞经济体制创新的空间并不大。深圳也不例外。
1990年10月8日，我国内地第一家麦当劳餐厅——东门麦当劳光华餐厅在深圳解放路光华楼西华宫正式开业
在经济体制领域，深圳真正的特别之处是它的公司治理在国内是最领先的，可能没有之一。
2018年庆祝改革开放40年之际，我曾在《麦伯良，为中国人征服万米深海》里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深圳崛起的过程中，曾被外界忽略的一个关键是华为、中集、平安、招行、万科、腾讯等大企业之所以发展起来，最主要的内部原因是公司治理。创新，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原因是这些公司一开始就贯彻着全球最领先的公司治理理念。
实际上，这些深圳公司放到中国的每一个行业都一定是最头部的企业，“深圳的，即是中国最优的”，如华为之于IT硬件、平安之于综合金融、招行之于股份制银行，腾讯之于移动流量入口、万科之于地产开发商。为何深圳可以做到?
因为，早在1980年代其他城市还在讨论“姓资姓社”的时候，深圳便最早将西方现代公司治理引入中国，并和中国的资源禀赋优势(比如聪明勤奋且价格不高的工程师、外派海外的销售人员)充分结合，构建了深圳在诸多领域的大企业“先发优势”。这一点，往往被外界有意无意地忽略。
1989年11月，深圳市政府作出了建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决定。2004年5月27日，13岁半的深交所启动了中小企业板
现代公司治理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观察华为、平安、万科等诸多企业的股权结构，很容易发现它们的股权都极度分散，创始人更不是股权实控人，比如任正非在华为的股权仅为1%左右，万科的王石当年主动放弃了股权，而平安的马明哲一直都自称职业经理人。
即使是腾讯，马化腾持股也不过8.58%，腾讯最大股东为南非公司MIH TC，持有31%股权。反观深圳以北的互联网公司，创始人一直都是大股东或实控人。比如，李彦宏夫妇拥有百度超过60%的投票权，刘强东拥有京东80%的投票权，而在杭州的马云，其个人对阿里和蚂蚁金服的控制力也显然超过马化腾。
实际上，正是因为腾讯这种抛弃家族集权模式，实行类似于“分封制”的现代公司治理模式，才让中国最牛的互联网产品经理张小龙得以施展才华，做出了微信。显然，在那些崇尚家族集权的公司，生性自由，甚至都不愿意从广州去深圳开会的张小龙，不会有施展才华的空间。
1984年，13岁的马化腾随家人从海南迁至深圳，后转入深圳中学。1989年，高考以739分的优异成绩考入深圳大学电子工程系计算机专业
回溯历史，深圳的这种公司治理模式主要来自于两个原因。一是创始团队有意为之，股权分散才能使得职业经理人可以更好地施展才华。无论华为的任正非、中集的麦伯良、平安的马明哲、招行的马蔚华、还有万科的王石，它们都不是严格意义的老板，而是“职业经理人式”的企业家。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深圳的开放，特别是以香港为媒介，对英美的公司治理模式进行了学习。这使得深圳的创业者在创业之初，便懂得现代公司治理的重要性，从而主动去设计公司治理架构，使得深圳的龙头企业与众不同。
即使是到了2020年，当我们审视中国其他城市大的大企业，也很少有深圳这样的“职业经理人式”企业家，更多的都是国资控股企业的国企高管，以及一股独大犹如“企业皇帝”的民企大股东。
回顾深圳的40年的历程，这座城市有太多的“成功经验”，但我们必须抓住最核心的，而且有现实意义的。
中集集团CEO兼总裁麦伯良。他将中集从只有59人的蛇口小工厂带领成为全球员工5万多人的世界级制造巨头，海外销售额一度占比60%
开放与改革不可分离。而某种意义上讲，开放对改革更是一种强大的倒逼机制。因为，开放带来全球市场的规模经济，以及不问出身的公平机制，从而塑造一种以竞争创造财富，做大蛋糕为先的价值取向。这便是真正的“深圳精神”。
而且，开放还为经济体制本身提供了一种全球竞争的舞台，成为对改革最强大的促进——只有不断改革，才能吸引全球最具生产力的资本和最优秀的人才，击穿外部势力的国际贸易围堵。
毫无疑问，这是深圳对中国经济最大的启发。
2020深圳巨变的40年有感心得体会精选5篇相关文章：
2020深圳巨变的40年有感心得体会精选5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