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心得体会5篇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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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来,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建设成为一座充满魅力、动力、活力和创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那你知道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心得体会都有那些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心得体会5篇大全。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心得体会1

时光流动,见证芳华

40年前,国家建立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

历经40年跨越发展、奋斗变迁

在改革开放时代风云中激荡的深圳

不断旧貌换新颜,谱写新华章

如今崛起为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深圳经济特区发展40年

兴旺了一座城,也改变了千万家

前段时间,南山区委宣传部联合深圳晚报开启 “寻找深圳经济特区40年的南山记忆”全网互动宣传活动,很多网友把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照片发给我们,搭建了一个40年的时光走廊,引领我们一路邂逅今天深圳。

01:36

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抽象的言说太空洞。40年是如何直抵眼前的?8月23日,我们从投稿的网友中抽取100名,分两组开展“特区40年南山记忆之旅”,带网友“笋尖瞰湾区”“粤海逛鹅厂”“侨城探世界”“海上看深圳”。这些参观点是深圳地标,是深圳实现历史性变革和取得伟大成就的浓缩体现,也是对“深圳奇迹”最好的诠释、最现实的注脚。

01.

看现在——世界级滨海城市峥嵘

活动第一站,网友来到深圳第三、南山区第一的高楼——俗称“春笋”的中国华润大厦,登顶“笋尖”66层,360度视角俯瞰南山,远眺香港。“春笋”四周是整个深圳生态景观环境最好的城市核心区,拥有深圳湾开阔海域,也拥有占地77万平方米的人才公园、长达15公里的深圳湾滨海长廊,以及景观震撼的深圳湾大桥。

“以前我在后海看书的时候,这里还是滩涂,潮涨起来就一片海。”网友周女士回顾不同时期的城市面貌,她在勾起回忆的同时,惊叹于城市颠覆性的发展变化,“有点像曼哈顿了。”

从特区成立以来,深圳湾畔面貌不断变化。2003年开始,南山商业文化中心区陆续建设,海岸城购物中心、天利中央商务广场、保利文化广场让深圳西部有了商业核心区,是当时南山区城区形象的重要展示面。2011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催生了深圳湾体育中心的建设,同时也拉开了中国华润大厦、深圳湾万象城的建设序幕。2015年,后海总部金融基地的高楼拔起,汇集阿里巴巴、百度、恒大等名企,“深圳湾国际总部经济”形象跃然而出。从深圳人才公园望去,一片国际甲级写字楼群、新型现代化高尚居住社区已经描绘了一个滨海中心城区的模样。后海是连接深圳现在和未来的纽带,未来随着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的建成,共同勾勒出世界级滨海城市天际线。

02.

看未来——互联网搭建智慧城市

腾讯公司是南山区众多高科技企业的代表。活动第二站,网友来到了腾讯全球总部大楼——腾讯滨海大厦。网友抵达腾讯滨海大厦时,都被这座造型独特、充满科技气息的建筑所吸引。

作为大家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国民级应用,1999年诞生的QQ也自然让网友倍感亲切,在“企鹅”号码牌翻出自己的QQ号,与之合影。“南山的科技企业诞生了很多第一,和我们日常生活也很密切,比如U盘是企业朗科发明的,摄影无人机用的基本上是大疆的产品,很多对讲机是海能达的,看病用的数字超声、验血仪说不定就是迈瑞的,这些都是南山出产的科技成果。”作为一名“IT男”,网友吴先生对南山科技企业非常了解,他表示还有很多其他的产品,都是南山企业制造,和腾讯的QQ、微信一样,与南山区发生着关联。

在这里,大家进入大厦的企业展厅,腾讯讲解员针对发展历史、业务结构、现有规模、取得的成绩及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一一做了详细介绍,并重点展示了与日常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微信生活服务、大数据应用、人工智能开发和互联网生态圈构建的成果。

网友对于腾讯展示的互联网最前沿的科技成果以及未来发展方向非常惊叹,腾讯将5G、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能力整合在医疗、文旅和生活等方面,描绘了智慧城市的运用场景,让大家直呼“太未来”。

03.

看世界——文旅融合赋予城市心境

1989年11月22日,由港中旅集团和华侨城集团合资兴办的中国第一座主题公园“锦绣中华”微缩景区开业,成为那个年代中国的历史之窗、文化之窗、旅游之窗,被誉为中国“人造景观的开先河之作”,吸引了大批台港澳和外国游客。1994年,“世界之窗”开园,成为国人看世界的窗口,更是深圳的窗口。它们填补了深圳旅游资源匮乏的缺陷,承接人民的文化旅游生活需求。

活动第三站,网友分别来到锦绣中华·民俗村和世界之窗进行游览,不少网友还和同伴分享他们最早来这两个景区拍摄的照片,回忆往昔的岁月。有人在这里接待来深圳看自己的父母,有人在这里和爱人第一次牵手,有的是孩童时代和家人制造了欢乐时光,同时也满足了他们对出国、国内旅游的想象。

“从两个老牌的主题公园,到欢乐谷、欢乐海岸,再到华侨城文化创意园,华侨城片区成为都市旅游的典范,文化旅游融合,为我们物质生活带来更多选择,提供优质生活的梦想。”网友陈先生是从事旅游行业的专业人士,他表示,南山集中的这些主题公园、城市文旅综合体不断变化产品,让旅游与城市、区域发展紧密联系,塑造了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和谐宜居的新型城市化形态。

04.

看发展——海上巡阅粤港澳大湾区核心

活动最后一站,网友来到改革开放打响第一炮的蛇口,从蛇口邮轮母港登船,穿越深圳湾,参与“海上看深圳”观光。从码头到穿过深圳湾大桥,网友在船停泊时,纷纷走上甲板,记录下与深圳湾海陆美景融为一体的时刻。

蛇口邮轮母港于2016年11月12日正式开港运营,航线涵盖越南、日本、菲律宾、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9个国家和地区,是深圳走向世界的“海上门户”。2017年9月29日,母港推出“海上看深圳”海上观光项目,让游客远眺邮轮母港、SCT码头、春茧、招商局广场、蛇口渔港、深圳湾大桥等组成的深圳“城际线”,感受别样的南山之美、粤港澳大湾区之美。

“我们以前对海的记忆就是海上世界那块,叫六湾,那时候还有海滨浴场。”网友卢女士是1986年来到蛇口的,从海滨浴场,再到城市文化地标——海上世界城市综合体,历经40多年建设的蛇口,已经沧海变桑田。她说从内地偏远的农村刚来蛇口,当时看到已经是很好的城市面貌了,“到处都是滨海大城市的模样。”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心得体会2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中通过了由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这一天,被称为“深圳生日”。

深圳有一句最有名的口号:

来了就是深圳人。

这句话曾被悬挂在深圳火车北站的广场上,印在许多公交车的站牌上,贴在深圳的大街小巷里。

只是,如果你拦住一个行色匆匆的路人,询问他是不是深圳人,大概率会得到一个否定的答案。

他最有可能是广东人,其次是湖南人、广西人,而不是深圳人。

在这座城市超过2180万的常住人口中,拥有户籍的“深圳人”是绝对少数群体,数量不到400万。

这个数字,还不到河北保定市户籍人口的一半。

甚至这座城市的首富,也是一个外来移民。

1971年10月29日,他出生在海南,13岁那年随家人迁到深圳。

那一年,深圳大学的校园刚刚落成。他高中毕业,考上的正是这所大学。之后,又在深圳创业。

2018年,他的公司以3.21万亿元登顶亚洲市值最高的企业。他以3100亿身价,拿下世界富豪第17名,中国首富的称号。

深圳的地标之一,位于深南大道10000号的腾讯大厦,39层就是首富的办公室。

工作的间隙,他有时会站起来俯瞰一下公司对面他的母校,回想起在这里度过的青春岁月。

这所大学,和这座城市一样根基浅薄,至今连211都不是。

但,它和它的这位毕业生,却深刻影响了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

把公司总部建在这里,或多或少夹杂着他对母校的感情,也是对他在这座城市奋斗数十年的见证。

每年,他会发出两千封以上的邮件,跟进着每一个重要产品的迭代升级。

他发邮件的时间,经常是凌晨两三点。

而在公司内部,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他的邮件需要在看到后第一时间回复。

01

在深圳罗湖区的仙湖植物园里,有一棵树龄1010年的篦齿苏铁。

从外观上看,它就像一棵___L版的棕榈。

它是深圳最古老的树。

这座城市实在是太年轻了。要到2020年8月份,才过四十周年生日。

它最古老的商品房住宅,年龄不到这棵树的25分之一。

同在罗湖区,爱国路3001号,一个14栋6层楼房的小区,东湖丽苑。

一处土地使用年限仅剩31年的老房子。

今天,很少有人再想起这里当年开售时一抢而光,进伙时开光拜佛的景象。

1980年,东湖丽苑作为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开盘,一套60平的房子售价5万。一抢而光。

为了给自己的行为找到合法性,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特地搬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

今天,东湖丽苑一套房子的价格,从最初的5万升到了100万。

这个数字在今天的深圳不算什么。距离它26公里外的另一个楼盘,深圳湾一号,一平米的均价是20万。

最贵的那套,售价:3.4亿。

广告语是这么说的:

如果你想在这里预约看房,请提供以下材料:

200-330平,需提供银行账户、股票、理财账户余额或近期银行流水1000万

500-1600平:提供5000万资产证明,另还需要提供公司名片(客户职位需老板或股东,重要骨干等)

这里顶层还配有直升机停机坪,当然不是炫富,是刚需。

一旦有事,从这里坐直升机从深圳飞往香港,只要15分钟。

一位香港风水师说,深圳的轮廓像一只大鹏鸟,而这里正是鹏鸟的头部,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说,未来不可估量。

如果你问这里的房子好卖吗?开发经理会告诉你:卖完了。

深圳湾的另一处楼盘,23套售价8000万元的房子在开盘的那一刻秒光。

四十年来,这座城市建成了60多万栋建筑,相当于一天就有41栋建筑落成。

其中的2017年一年,就有12座45层以上的摩天大楼完工。

这些高楼的建设催生了一个高薪职业:风钻爆破工人。他们手执风钻,为每一间大厦打下地基,却要为此付出后半生的代价。

深圳的地质以花岗岩为主,质地坚硬,易出粉末。这些工人通常只带个两三块钱的口罩就下场工作,吸入了过多的粉尘。

一位叫曹斌的湖南农民工和他的103名老乡都在深圳患上了尘肺病。得了这种病,经常会胸闷、喘不上气、不停咳嗽。而且无法治愈。

用曹斌的话说:生不如死。

深圳土地的高速开发,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交通设施难以跟上土地开发的速度,深圳没有足够多的公交停车场,导致深圳的公交线路通常很长。

这里曾经有一条全国最长的公交线路,310-315环线。

全程122公里,穿过7个区,设有102个站点,全程需要5个小时。

坐在车上,经常能听到有人打电话说:

我上公交车了,3个小时后到。

因为站点太多,站牌上只能写下79个,具体哪停只能上车再看。

有时候,这趟车能开到100公里/小时,经常能带来时空扭曲的感觉。如果你提醒司机注意安全,他可能会回一句:

前头那个都不怕死,老子怕个吊……

最终,这条线路被拆分成了3段。估计是考虑到司机上厕所的需求。

另一种深圳速度,是花钱的速度。

在深圳,至少有1192家酒吧,最火爆的一个月收入能达到4000万元,一个卡座一晚上的最低消费就要5万元。

曾经有人在深圳的一家酒吧里拍到了思聪校长。和他一起出现的,有一位叫夏夏的网红。她有着网红标准的锥子脸、高鼻梁和大双眼皮。

那天晚上,8800元一瓶的黑桃A香槟,他们开了100瓶。

如果按照全国6.8万元的平均工资计算,喝这一顿酒,一个普通人要工作13年。

在校长挥土如金的深圳,有超过300家商业广场,却没有一家万达广场。

因为,万达的开发模式一般是:在城乡结合部建设万达广场,然后依托广场拉升地价,开发周边房地产,以此收回成本。

而从城市规划上,深圳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没有农村。

02

奥巴马曾经问过乔布斯:在美国生产iPhone的话,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乔布斯的回答是:

不可能。没有哪里的灵活性和速度能够与那座城市的工厂相比。

这座城市就是深圳。获得苹果订单的工厂,叫富士康。

代工的价格,是每部30元人民币。

一位苹果公司高管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谈起自己在深圳的见闻:

新一代iphone发售前,苹果公司突然改变屏幕设计,要求深圳的富士康突击赶工。

那天午夜,一群工头叫醒了熟睡的八千名工人,每人发了饼干和一杯茶。

半个小时后,一条生产线开始以24小时一万多台的速度生产iphone。

在深圳,这家几十万员工的工厂有如一个独立王国。

高高的厂区围墙下,有独立的银行、学校、商场、警察局、医院、消防队,甚至富士康自己的电视台。

一个1993年出生的女孩当上了富士康电视台的主持人,向30多人借了近80万元,然后就失踪了。讨债人只能去她家乡的贴吧里寻找线索,愤怒地晒出她手持借条的照片。

高峰期,这里每天要消耗40吨大米,30吨蔬菜,10吨面粉、6万个鸡蛋,再杀死800头猪。

对应的工人工作效率也有要求:每天保守工作10小时,在流水线前重复着同一个动作,20秒完成一块电路板的测试,一分钟装7个静电袋,3秒钟处理完一个手机后壳。

单调重复的工作,让人作为人的感觉慢慢淡了,对自己的生命也不那么珍惜了。

2010年,这个独立王国出现了震惊全国的十三连跳,即便是郭老板运来一飞机高僧念佛也无济于事。

最后,不得不在工人宿舍的二楼统一拉上一层铁丝网。

当富士康生产的iphone流向全球时,几十公里外的华强北,成为下一个创造世界纪录的地标。

在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南北930米,东西1560米的土地上,密布着30多家电子交易市场和1万多家销售手机、电子产品零配件的大小商户。

只要你带够了钱,一定能够找到你需要的东西。

一个美国人曾在华强北做了一次实验:

只需要350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台售价在700美元以上的 iPhone6的所有部件;工人只需要15分钟就可以完成上百个工序,组装一部新手机。

前年,整个深圳生产了3亿零870万部手机。这还是只是合法生产的,不包括华强北。

因为,苹果往年还未发布新品,这里的人们已经DIY出了新一代iPhone。

这些年,一家从华强北走出的手机品牌——传音,在非洲攻城略地,做到了头部顶端。

2018年,传音在非洲卖了1.33亿部手机,拿下非洲市场48.71%的占有率。

这个数字,意味着每两个使用手机的非洲人,就有一个用传音手机。

传音成功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价格低廉,它还解决了非洲人民拍照的大难题:

拍照常年看不到脸,只有一团漆黑的面孔和一口白牙。

传音的办法,是独特的美黑特效。它组织工程师攻关,研究如何能把黑皮肤拍成黄皮肤,把黄皮肤拍成白皮肤。

这个品牌继承了华强北DIY的极客血统,比如它支持四卡四待。因为非洲地域广阔又信号不好,用户可以同时装四张电话卡,用四家电信运营商。

如此炫目的黑科技,背后是无数人的奋斗与欲望。

这座城市从来不缺乏一夜暴富的梦想。

四十年前,深圳一年的工农业产值才只有7100万,不及2018年GDP的三万分之一。

但也有更少的人,可能美梦成真两次。

比如2018年,深圳一位姓黎的市民以60元购买30注双色球,中得双色球一等奖,赢得福彩有史以来最高奖金:1.61亿元。

短短一年后,他又以6元购买3注双色球,再中一等奖3000万。

在深圳,平均每秒就有146注福利彩票卖出。2018年,深圳市福利彩票交出的销售答卷是:45.93亿元。

绝大多数人永远是充当分母,作为慈善的那一部分。

03

这座城市的气质,不仅仅在富士康和华强北。

位于高新区的科兴科学园,4栋大楼里容纳了腾讯互娱在内的近百家公司。

有人做过比较,在北京,夜生活排行第一的地方是工体,在上海是158坊,广州是苏荷酒吧。

而深圳,是科兴科学园。

这些年,无数款中国人熟悉的游戏都从这里诞生,或是引进。

从初代智能手机上的切水果、汤姆猫,到如今的火热的和平精英、吃鸡手游,风靡十年成为国民游戏的英雄联盟、地下城与勇士……都出自这里。

有人一口气拿了60个月工资,总数过百万的年终奖。

财富的背后,隐藏着艰辛的付出。

这里是深圳最难打到车的地方,晚上排队叫车需要等待一个小时以上。

每天早上,深圳人平均要花费44分钟在路上,8点28分之前赶到公司;有36.9%需要加班到晚上9点以后 。

只不过,辛勤劳动也不一定获得对应的回报。

2017年,中国有9000款手机游戏拿到版号。而版号暂停审批的2018年,这里有一半公司倒闭。

这些奋斗者们还决定了一件事:

深圳,是一座爱吃快餐的城市。

过去一年里,深圳的餐饮订单交易中,55%是快餐,以绝对优势排在第一。

而快餐里,订单最多的是麦当劳。

这座城市和麦当劳的缘分从1990年开始。那一年,全中国第一家麦当劳在深圳开业。如今,这座城市已有超过213家麦当劳。

这座城市有太多令人瞩目的辉煌,和令人羡艳的奋斗者。

以至于很少有人能留意到,它同样有一批最颓废的人,和最廉价的生活方式。

当他们集体曝光在大众视野里,魔幻程度令人咂舌。

在深圳龙华新区三和人才市场附近的城中村,聚集了一群无家可归或自我放逐者。时常有这样的场景:

一个衣衫不整,精神萎靡的年轻人,从网吧出来,突然直挺挺栽倒在街道上;

警察来了宣布他死亡。但由于没有发现死者的任何证件,身份难以确认。

这几年,当媒体们纷纷涌入到这个城中村时,他们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三和大神。

但在内部,他们更愿意称自己为“屌毛”,一群无足轻重的人。

他们,多数是在深圳工作时沉迷赌博而陷入债务深渊的年轻人,也有不少外地的流浪汉慕名前来投奔。

让他们聚集在此的,是三和人才市场每天都有的日结工。

因为附近的工厂需要大量的短期劳动力,每天打零工100-150元,号称“做一天玩三天”,以及低廉的生活成本,“大神三件套”:

大水(2元)、挂逼面(4元)、红双喜散烟(5毛)。

大水是深圳能买到的最便宜的大瓶装矿泉水,挂逼面是几片菜叶和一把清水做汤的挂面,红双喜散烟则是生活中为数不多的调剂。

舍不得花6块钱买一包,就烟瘾发作时花五毛买一根。

也有人连日结都懒得做,选择将身份证出售抵押。走投无路之后,等待死亡的降临。

2018年,一部名为《三和人才市场》的纪录片,在日本NHK电视台播出。不少平成废宅大吃一惊,原来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并不孤单。

为了清理这个影响城市形象的顽疾,深圳每年都会组织整顿,查封遣散。但没过多久,被驱逐的人们还是会相继回来。

在深圳这所城市里,死亡每天都在上演,却并不经常被人提及。

这里的死亡和这所城市一样年轻。深圳每年大约有2万人死亡,但只有三分之一是老年人。

这些死亡的人中,每25个就有一具无人认领的尸体。他们会被送进深圳唯一的殡仪馆,装进一个长2.05米,宽0.6米的冷冻柜里,以零下九度的低温冷冻保存。

时间在冷库中凝固,没有人知道他们来自哪里,从事什么工作,生前经历了什么,每天只有巡逻的保安,检修的电工和查验尸体防腐的工作人员经过。

通常,殡仪馆会为他们刊登认尸启示,但仅仅只能提供性别、死亡日期、死亡原因和收敛地点等有限的信息。

即使联系上了亲属,往往也会出现拒领的情况。

他们给这些有亲人却似没有的人,起了一个带点罗大佑味道的名字:

亚孤儿。

按照规定,这些遗体在冷冻保存70天后进行火化,骨灰会在殡仪馆附近的墓园里树葬,或者到深圳最西边的大鹏湾海域海葬。

这一系列程序都是免费的,没有户籍方面的差别。

对于死者来说,这是他们融入这座城市的最后一种方式。

04

深圳又是一座从来不缺少野心的城市。

一位华人经济学家放话:深圳将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

一位大学教授通过伪造文件获得许可,修改了一对双胞胎婴儿的基因,使她们出生后便可以天然抵抗艾滋病病毒。消息一出,震惊世界。

一家以深圳为总部的企业董事长宣布,未来公司所有员工均可利用独家技术,平等的活到100岁。

而他本人将会更加平等,有望活到120岁。

他们三个,都不是深圳人。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抱怨,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话在逐渐失效。

最大的分别体现在户籍上。

2019年,在满分460分的情况下,一位郭同学考了425分也没能被公办高中录取。因为他的父亲在深圳没有缴满3年社保,他只能报考私立高中。

因为几十年来年轻人口的快速涌入,这座城市还没来得及建起足够的中学。

在深圳参加中考的8万初中生中,只有3.5万人能上公办高中,因为深圳只有47所公办高中。

为了赢得升学机会,他们需要在每一个环节竭尽全力。

比如想在体育测试中拿到满分,男生需要在2分53秒内跑完1000米。而在北京的话,这个数字可以宽松到3分37秒,足足差了44秒。

这又应了深圳那句著名的口号: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在这场角逐中,如果孩子没考上公办高中,就意味着家庭需要付出至少上万元的额外成本。

在深圳,一所公办高中每年的学费为2000元,而较好的私立高中,学费则要几万元,最贵的一所,一年的学费是二十万。

任正非公开说:

华为向海外派遣的4万多名员工不愿意回来,在非洲他们的孩子可以上最好的学校,而回到深圳就进不去学校。

即使2018年,华为员工的平均年薪是110万元。

有些家长们想到的解决办法,是在香港生孩子,让孩子拿到香港身份,去香港接受教育。

深圳每天有三万名跨境儿童前往香港读书,其中至少有一个孩子每天花在交通上的时间是5个小时。

他的家在龙岗区布吉街道。每天,母亲先带着他坐一个半小时的地铁到福田口岸,用半个小时等跨境保姆车和过关,再坐车半小时到幼儿园。

在2013年绿色通道(学名:深港跨境学童电子标签查验系统)开通之前,这一时间更长。

做出这一决定的家长没有反悔的余地。深圳公立学校明确拒收港澳籍和外籍学生,而整个深圳为港籍学童提供港式课程的私立学校也只有11所。

深圳是一座处处透露着年轻的城市。这里的人,平均年龄还不到33岁,六成以上单身三年。

这些单身的年轻人,在深圳承担着比北京更夸张的房价。

2018年,深圳整体住房贷款接近2万亿,人均住房负债15万。

即使政府强制将房价管控在每平5.3万,深圳的工薪阶层也基本都买不起房,每年9万的平均工资,只够他们买1.68平。

在深圳,人们只图当下,无心预测自己的未来。

2018年,深圳有65640对情侣到民政局登记结婚,平均每天是180对。

按照深圳2180万的实际常住人口计算,深圳的结婚率只有3‰,全国倒数第一。

倒数第二的上海还有4.4‰ 。

按照深圳市政府公布的数据,深圳的离婚率(离婚对数与结婚对数的比率)达到了42.4%,全国领先。

这座城市最知名的企业家之一,就是60多岁离的婚。

而337公里外的潮汕,离婚率却只有深圳的大概五分之一,全国倒数第一。

因为那里的家族体系和传统约束更为稳定。

只图当下的另一个后果是:在深圳,看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整个深圳只有16家三甲医院。而隔壁的广州,这一数量是62家。许多深圳人去广州看病。

有人说,在深圳生命不息,摇号不止。因为不仅买房买车要摇号,看病也要。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孕妇的摇号中签率只有15%左右。在黄牛手里,一个号源可以炒到5000元。

然而,全国各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还是像潮水一般,不停地朝这座城市涌来。

每天,深圳有大约1000架次航班,8个火车站,3000辆以上的大巴车,带来数十万的人口流动。

在知乎上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选择离开深圳?

一位网友说了这么一句话:

人容颜弹指老,深圳却永远年轻。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心得体会3

1980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建立经济特区。深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从蛇口模式到前海模式,四十年来,深圳通过不断创新,从一个小渔村一跃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创造了世界奇迹。

党的十八大会议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将深圳作为外出考察的首选之地。这向世界发出了一个清晰而明确的信号,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一直坚持下去,永不停步。

中国经济由高速度转向了高质量,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鲜明特征。习近平指出,自主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动能转换的迫切要求和重要支撑,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推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2012年和2018年,习近平两次来到深圳前海实地考察调研,肯定了前海模式,并强调指出,改革开放必须坚定不移。

2012年至今,深圳正是通过前海模式,使许多现代高科技产业在这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5G、超材料、基因测序、3D显示、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其创新能力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截至2019年7月,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超过4%。全市拥有1.44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平均每天诞生60多项国际专利。

如果说蛇口模式创造了一个经济特区的发展奇迹,那么前海模式将继续上演这一传奇。

201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根据《意见》,到2025年,深圳经济实力、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城市前列,研发投入强度、产业创新能力世界一流,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到2035年,深圳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国典范,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世界领先,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到本世纪中叶,深圳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先进城市之林,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心得体会4

深圳40年是深圳人创造奇迹的40年。 本文图片 新华社深圳40年,不只是深圳人创造奇迹的40年,更是中国推动改革开放的40年。这是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成功实验,中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

深圳是这场变革的“排头兵”,改革更是深圳的灵魂。当年无数深圳人充满了对理想的追求、对事业的执着,不畏阻力、敢想敢闯,才走出了今天这条道路。

40年弹指一挥间,奔赴深圳的追梦者换了一茬又一茬,从国家干部、基建工程兵、农民工,再到电子信息产业吸引来的大学生、工程师、金融从业者和软件工程师,每次人口变迁的背后,与之伴随的是这座城市的华丽“蝶变”。

站在40年的历史时刻,澎湃新闻记者寻访了几位见证深圳成长的深圳人,讲述他们的深圳故事。

深圳市南山区拍摄的大沙河沿岸景色(3月27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 图冒险者的“应许之地”1985年,深圳已经成为一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高楼大厦、酒店、游乐场拔地而起,喻示着它正以争分夺秒的方式加速建设。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成为城市的精神注脚,它也感召了无数青年才俊奔赴至此,弥补荒废时光。

“每个人都心怀希望,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和发集团董事长、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勤对澎湃新闻称。那一年,年仅20多岁的他刚大学毕业就来到深圳,眼前这座城市给他的感觉是:“犹如一股清风”。

杨勤认为,这是中国社会总体改变所引发的化学反应。

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高考;1978年3月18日至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实际上那个年代的生活还是很苦,不宽裕,但大家感觉到一天比一天有希望,一天比一天好,大家对未来都是可预期的。”杨勤对澎湃新闻称。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政策是从解放思想、观念变革开始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使中国人从封闭禁锢的思想中走出来,为人们摆脱贫困、追求财富提供了动力。

此时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完全符合和寄托了人们对于追求财富和改变生活的想象,成为一代冒险者的“应许之地”。

“深圳给大家的感觉第一做任何事不受旧的制约,没有条条框框;第二只要认定你是人才,即使你在政府机关或者国营单位上班,只要你说我不干了,深圳也照样会要你,承认你的干部身份,承认你的人事档案,哪怕你的原单位不放人,只要你愿意来,深圳宁愿不要档案,重新帮你建档;这在当时体制状态下无法想象的,只有深圳可以。”杨勤说,为吸引人才,只要你是政府机关出来的人,马上能在深圳分到房子,这个条件富有吸引力。

最明显差异还有工资待遇。

“那时在内地一般大学生毕业每月通常也只有五、六十元,深圳能达到200多元,差好几倍。”杨勤回忆称。

杨勤认为,早期深圳奉行“小政府、大社会”。

相关资料显示,上世纪80年代中期,深圳市政府下设经济社会发展委员会、工业发展委员会和城市规划委员会等。其中,经济社会发展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制定特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设计经济发展战略模式,调节经济运行,从事经济预测等。工业发展委员会是管理工业企业,进行工业发展规划和引进新的工业项目、调整工业结构的权威机构。城市规划委员会负责市政建设规划和市政建设工程管理。

“这个政府架构很简单。”杨勤说,1985年,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工业发展委员会上班,对深圳早期工业有了深入认知。

深圳成为特区后,由于毗邻香港,加之有税收、土地、人工等低成本优势,很快进入了“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加工制造快车道。

“早年,深圳很多都是香港人把从国外买的零配件带到这里来组装五花八门的简单小电器,比如收音机、单放机、小喇叭、风扇、按键式电话机和简单的对讲机,通常对讲机块头大,但功率不大,3至5瓦,在没遮挡情况下只能辐射两三公里范畴;日资三洋电机和华强集团合作后,把许多来自日本的零配件用于组装三洋电视机,在当时已经最高端的电器产品了。”杨勤回忆称,当年国人印象最深刻的京华牌收录机也是在深圳组装完成。

为推动帮助企业就地消化产品和培养消费能力,当地政府推出所谓“地产地销”措施,即深圳生产的产品在当地销售予以免税。

“这是全新的社会和经济治理体系,它就是‘照猫画虎’学习香港建立一套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杨勤说,深圳就离香港一桥之隔。不少内地人到沙头角买港货,眼睛都是发亮的,哪怕购买一块香皂、一把雨伞,一个裙子或一块布都好。

当年的深圳,对于年轻人来说充满机会。

1987年,杨勤从政府机构辞职,开始了创业人生。

他最早到原国家教委下属一家濒临倒闭的企业,公司位于深圳的八卦岭片区。

“我和一位领导一起去的这家企业,只用了一年时间便起死回生,挣了100多万元,把它从原国家教委下属20多个企业当中的倒数第一名,变成正数第一名。”杨勤说,在上世纪80年代,100多万元几乎是“天文数字”。

在那个年代,这是唯有深圳才能创造的财富神话。当时,杨勤每月基本工资也是200多元,但提成每月达到几千元,在当时算很高的工资。

这份工作只做了1年,他便辞职创立现在企业——深圳市和发实业有限公司,最初挂靠在某部委,但由于部委没有实际投资,企业此后与部委“脱钩”,彻底成为一家民营企业,公司业务主要是提供电子与信息系统服务,曾是华为公司UPS供应商。

“我们在深圳是老牌企业,早期拥有人事权和户口指标,目前只有数百家左右,像华为、赛格、华强、京华这一类拥有30多年历史以上老牌企业,深圳不多了。”杨勤感叹道,早年他帮助公司不少应届大学毕业生在深圳落户,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旬,他所在公司的业务达到了历史巅峰,每年拥有大笔订单和业务。

对冒险者来说,那是深圳的黄金年代。

“当年买房子,零首付,你只要敢拿身份证去签订合同,一栋楼的产权都可能是你,只要你办完银行按揭完后,分批租出去,用租金抵扣银行贷款,相当于一分钱也不用出。”杨勤说,不少企业改制也一样,只要你敢签订责任状,相当于把一家拥有土地和房屋的企业白白送给你。

深圳鲲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展示该公司研发的数据流AI芯片(8月12日摄)。 企业家精神驱动“深圳奇迹”1991年,在大学任教的郭万达获得了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年7月,他调任深圳市政府信息中心工作。

他到深圳闯荡的原因很简单——“深圳很有前途。”

“我到深圳的心情肯定是很兴奋,在读大学时,在深圳实习的同学回来就报告说,深圳还没有太多的工业,1990年时,我曾经到过深圳,突然发现这座城市已经完全不一样了。80年代初还一片工地,1990年深圳已经像模像样了。”郭万达说。

各路人马都纷纷往深圳,像他和三十几位南开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一起闯深圳,在当地一度掀起热议。

当时深圳并不大,仅有268万常住人口。

“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建设,上海宾馆往蛇口方向还尘土飞扬,深南大道到上海宾馆往西走的道路还没完全铺好。”郭万达回忆称。

他决定留在深圳第一个原因是,这里大多数人都讲普通话,让他没有外来人的感觉;其次深圳拥有内地无法比拟的自由流动。

“当年内地调动工作审核很严格,在深圳,你来了,户口放在人才市场,想到哪个单位都有机会。”郭万达说,最初从天津调到深圳时,他费尽周折。到深圳后,他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今天在政府工作,明天下海,后天干研究,可以随意选择,原来认为户籍很重要,在这里似乎不那么重要。

“深圳最大的魅力不是别的,就是市场化。”郭万达说,1995年,他到中国最早市场化运作的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任职。

如今已声名显赫的研究院,起初也很艰难。

郭万达说介绍,1988年开始创办研究院之初,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兼深圳市市长李灏给该机构定位为“思想库”,有段时间被翻译为“中国脑库”。

研究院成立后,为各级政府提供决策参考。

“我们约90%都是政府合同,大多都签有保密协议,外界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个研究院,只有很多政府部门知道。”郭万达说,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现已被列入国家高端智库,这个历程本身就是深圳40年的缩影和样本。

在他看来,深圳40年的成长历程,最大特征就是不断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从最初的加工贸易到今天的高科技创新,这是深圳最大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不是政府规划,更不是智库去规划出来,而是企业家的行为。”郭万达说,正因深圳有一批创新企业家,给这座城市的产业带来不断的变革。

他在一篇名为《制度创新如何影响企业家创新》的文章中指出,深圳特区经过40年的发展,从一个边陲农业县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城市。2019年深圳GDP达2.69万亿元,高新技术企业1.7万家,专利授权达16.66万件,占全国的6.4%,PCT国际专利申请1.75万件,占全国的28.7%。深圳特区40年发展的历史,就是企业家创新和制度创新演进的历史。

深圳诞生了一批世界级创新型企业,企业家创新精神是驱动“深圳奇迹”的主要动力。

“在深圳的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几乎把自己身家性命都押进去了,没白没黑地奋斗,这已形成了社会风气,大家都以命相博,才创造出了深圳的今天。”杨勤说。

在深圳市光明区,由中建三局承建的脑解析与脑模拟、合成生物大科学装置平台(前)正在建设中(8月14日摄,无人机照片)。政府做对了什么?回顾深圳40年,作为政府究竟做对了什么?

“我认为深圳市政府首先建立了适合企业与企业家成长创新的营商环境。”郭万达对澎湃新闻称,邓小平同志南巡后,深圳已基本建立市场经济的架构,这比内地要“先行一步”。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深圳提出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深圳更加强调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杨勤也认为,深圳是全国法治建设最好的城市,也培养了一支勤政务实的公务员队伍,“只干不扰,有事找我,这是我对深圳公务员队伍的总结。”

深圳特区政府做正确的第二件事是——不断地规划城市,从基础设施、公园、机场、港口、地铁、交易所、学校到产业园区,规划统统都是政府的作为。

最初深圳经济特区总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如今已扩张至1997.47平方公里。

“最近20年发生很大改变,城市架构不断扩大。”郭万达说,深圳最关键是产业,早期大力引进外资、国企及中外合资企业,到了90年代,涌现出的很多民营企业家都是从外资和国企中跳出来的人,他们中间不少都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引领者。

“当地政府在体制创新上也都起到了作用。”郭万达说,无论是80年代专利支持产业入股、90年代股份制企业、员工入股和持股计划、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包括此后知识产权保护、风险投资和创业板改革等等,政府适时的政策引导极大推动了产业创新和科技进步。

“深圳做得最正确就是把政府和企业的边界处理得恰到好处。”郭万达说,这也是深圳值得其它城市学习的地方。

现在深圳也面临成长的烦恼,空间少,房价、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造成各种成本上涨。

“深圳的产业只能不断升级和提高,获取的利润才能覆盖成本。”郭万达说,任何一座驱赶了制造业的城市,极有可能出现空心化现象,这对城市创新极为不利。

这意味着深圳必须和周边城市形成很好的互动关系,学习世界其它大都市区,把产业向周边城市去辐射,形成一个成本的阶梯。

“如何打造一个法治、服务和公开透明的行政体系,包括提供良好的教育和医疗环境,仍是未来深圳要努力实现的目标,只有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营商环境,才能吸引更多全世界的企业家和科学家到这里来创业。”郭万达说。

在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公园,市民在海边锻炼(2019年12月11日摄)。深圳人的“家园意识”在深圳生活了30几年后,杨勤发现深圳人拥有一种独特的“家园意识”。

“凡是来到深圳的人都特殊的感情,大家把这里当成自己家园。”杨勤说,早年很多人认为深圳是文化沙漠,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深圳是一个移民社会,尽管它没有传统社会结构那样的邻里和街坊文化,但大家对深圳有强烈的认同感,这就是家园意识。

“无论政府在种花种草,还是道路开发,深圳市民都会发表不同意见,从表面看他们似乎什么都反对,但本质是家园意识,他们把深圳当成自己家,所以才有积极的主人翁精神,这个很多城市难以比拟的。”杨勤说。

无论是早年到深圳闯荡的老深圳人,还是年轻一代深圳人,他们都对这座城市拥有强烈的认同和归属感。

最近,深圳一家物流公司上班的李明(化名)很高兴,他于2019年购买的一套面积80㎡的安居房已正式装修了,所在小区位于深圳龙岗区的横岗大街,距离上班的地方约30公里路程。

“我已经很知足了。”李明对澎湃新闻称,由于认购的是安居房,每平米价格八千多元,比同地段商品房价格低一大截。

安居房是深圳提出的一种创新型保障性住房,它以成本价向中低收入家庭出售。申购安居房的通常面向具有深圳户籍的家庭和单身居民,还要具备无房、未享受过相关住房福利政策、参加本市社保累计5年以上(人才为3年)等基本条件。

李明原本有实力在深圳购房置业。2001年,他从内地一所中专学校毕业后,决定到富有市场机会的深圳闯荡。果然,他很快被联想集团在深圳设立的公司聘为物流经理,顺利获得了深圳户籍,经过几年奋斗,他成为联想集团深圳公司的一位中层管理干部。

2010年9月,李明从联想集团辞职,进入深圳当地物流企业担任主管;2013年,他原本计划用自己多年的积蓄在深圳购置一套房产,恰好此时朋友邀请他一起创业。

深圳是一个极富创业理想和冒险精神的城市,长此以往,原本保守的李明也受到了影响,他决定把数十万元到投入创业当中。

这笔投资并不成功,多年积蓄也打了水漂,李明重回企业打工。

2013年,深圳房租费已不断攀升,为减轻家里在房租上的开支,他第一次登录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指定的官方网站申请“公租房”。

李明原本对此不抱希望,未料想很快收到了社区通知,让他带着身份证参加摇号分房。之后,李明申请到一套位于深圳北站附近的公租房,当时每月仅需交一千多元租金。

“这为我节省了很大一笔经费,让我不但能维持家里正常生活,还能节省出一大笔钱购买安居房。”李明说,这也是他最爱深圳这座城市的关键所在,这里不仅让他敢为理想去大胆冒险,还能为他提供基本保障。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心得体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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